“见鬼！怎么能忘记这种隐患呢？”张辽回到自己的府中后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这句话在这个时代却并不能成为至理名言。”张辽此时头疼的不只是地方议会可能带来的地方自治甚至分裂国家的倾向，同时也终于“记起”了他刻意遗忘的经济实体在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后必然会向政治权利伸手的绝对可能性。
虽然这个时代的真正掌握实际权力的是各大世家，而且这个时代正好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从贵族政治向士族政治转变的前期，若是没有张辽的搅和，随着曹魏篡汉、司马代曹，中国的士族就将取代贵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从而度过士族政治的数百年历程。
这些士族世家也涉足商业，但是他们却并不是以商业为主，他们的实力更多的是体现在“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上，虽然骨子里同样贪婪，却依然会在表面上做出一种清雅淡薄的表象。如果将马克思有关利润犯罪的话同样套用在这些士族身上，你会发现一点都不过分，士族们同样会为了利益无视道德、国法，只不过当他们攫取了足够的利润后就要表现出自己不追求铜臭之气的假象。用后世一句十分有名的俗语来形容，那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再明白一点，就是屠夫放下满是鲜血的屠刀，用鲜血淋漓的手抹去嘴角的血迹，然后披上一件袈裟，作出一副和善的假象，等待着下一次举起屠刀的机会。
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中国此时的国情（统治阶层）并不认可经济基础（商贾）的重要性，甚至他们会否认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并严厉打击经济基础的载体——商人阶层。虽然他们全部都是身价无可计数的大富豪，但他们却以经商为耻，却将死读书、读死书视为无上的荣光。
虽然汉末的士林还没有千年之后的思想僵化，但诋毁商人却早已经成为传统。张辽将这个传统归结于战国时期大商贾对各国政治的影响以及秦国重农而平灭六国的事实让始皇帝不愿也不敢让国内再度出现诸如漪顿、白圭、吕不韦之辈。即便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着大批富可敌国的商人，但是在世家、官府的联合打压下，他们除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身家之外，就沦为了官府危急时刻的“自动取款机”。所以“财不外露”才成为了中国传统上永恒的至理名言，这完全是沈万三、胡雪岩等大商人用自己的血泪史换来的。
“万幸啊！”张辽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庆幸。“虽说隋唐时期的七姓十家的祖先如今都已经基本上全冒出来了，可是与那时候强大的士族门阀不同，此时的士族即便是底蕴深厚，也没有强悍到可以让诸侯、天子惊惧的地步。那时候的士族门阀有依靠南北朝时掌控军权的关陇世家和掌控朝政的山东门阀，但即便是数百年后跻身海内四大家的卢家，如今在涿郡也不过是一个家主（卢毓）加上两三个后人，唯有太原王氏、清河、博陵两个崔家还算此时的顶级士族，倒是广陵陈氏、温县司马氏、东海糜氏、蔡阳蔡氏等实力依旧不俗。而谯县曹氏已经压倒了酂县曹氏本家，也成为了一个大家族，就是不知道主公对执掌曹家本宗有没有兴趣？不过关于之前的担忧，如今倒还是有一些缓冲的时间，看来要还要对中国传统的商业思想和那根深蒂固的土地情节做一下疏导才行啊！”
“可是该如何抑制世家的实力过分扩张呢？”张辽想到这里思路又僵住了。
资本的扩张性是没有底限的，这一点张辽在后世就早已经知道了。虽然他的政治才能并不算高，这些年大都是利用“先知先觉”的优势在处理问题，将很多看似困难棘手难题交给那些在历史上名声卓著的人去处理，自己则坐享其成。但是遇到这个问题，张辽也不敢轻易将权利放出去，脱离掌控的权利是很容易出事的。
张辽此时的脑子在不停的转动着，他在回想着自己记忆中那近两千年来的历史，包括本国的和欧美的，他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
后世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落后欧美数十年并面临着欧美各国以及亚洲豺狼的窥视而重新崛起，除了有国际大势的原因之外，还有着中国一千多年来的文化传统早已经根植到了每一个国人的骨髓。即便大部分国人不识字，即便国人中出现了不少汉奸、卖国贼，但是这种渗入骨髓的文化使得中国人始终能够在危难时刻聚集在一起，同心协力，团结对敌。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优势，使得中国在国力弱小的时候依然保全了庞大的国土，虽然有部分国土丢失了，但在国人的努力下，毕竟没有使得国家被分裂。只要根基尚在，卧薪尝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未必不能重复昔日帝国旧貌。就在张辽的前身所处的时代，中国虽然依旧没有成为超级大国，但是国家的话语权也同样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加在世界格局中不断加重。
这就是文化积淀的作用！
然而如今大一统的王朝不过两个朝代（秦、汉），历时不过四百余年。虽然大一统也已经成为共识，可是却并不是后世那种全民的共识。尤其是后世的很多地区如今根本就是名义上汉王朝的国土，事实上一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明清两朝，中央才算在那些地方扎下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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