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顺元年四月十三，三镇节度使当朝侍中折从阮自魏平关前线返回了延州大营，当天，留守在折家军大营的寻访使亲兵队长便向张永德禀报了这一消息。当夜，张永德带着王朴和韩微前往城外的大营拜访这位声望动于朝野的老将军。按照制度，六宅寻访使属于钦差使臣，按照道理说地方所有都督刺史以下的官员都要以下官礼参拜，当然，这个规矩对号称出行则张旌持节遇人驱人逢屋推屋的节度使并不适用，特别是对那些身兼同平章事或者中书令、侍中加衔的使相，作为小字辈的张永德并不敢怠慢，第一时间赶去拜会一方面是为了试探虚实，另外一方面却是传达皇帝郭威的密旨。
见面寒暄过后，张永德便请折从阮摒退左右，在一旁伺候的折御卿识趣地退了出去。王朴和韩微也退出中军大帐，在折御卿的引领下参观折家军大营中的军容军威。
“老侍中，您可算回来了，末将在延州等了您五天了！”张永德一面从怀中取出郭威的密诏一面微笑着说道。
“劳抱一久侯，实在是不恭。犬子在魏平关卫戍党项，不去看看，老夫实在是放心不下。”折从阮笑眯眯地解释道。
既然是皇帝密诏，自然不用摆设香案。当下张永德双手恭恭敬敬将密诏承上，折从阮老大不客气地双手接过密诏，向着东南方面一躬为礼，这才打开了诏书。
诏书里只有简单的几行字，授予折从阮在延州便宜行事的权力，也就是说只要是为了抵御党项，中央政府和皇帝将默认他吞并延州的行为。这份密诏上加盖了皇帝的玉玺和中书门下之印，副署的宰相是中书令冯道，从程序上看，这应该是一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正式诏书了。然而折从阮还是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诏书上没有加盖枢密院的印信，也没有枢密使王峻的签名。
作为自晚唐以来朝堂上除却中书门下省之外最重要的机构，枢密院逐渐由内官制渐渐转化为外官制，五代以来，文官出任枢密使已经成为常制。这一横在皇帝和中书门下省之间的机构不但分去了传统内阁一半的权力，还成为皇帝处理军事和藩镇问题的主要顾问和助手，对于传统内阁所无力统辖的这两类问题，枢密使拥有比宰相更大的发言权。但是这一次，皇帝发来的秘密诏书上却没有枢密院的印信和枢密使的签名画押。
这说明从始至终，这道诏书王峻就没有看到过，这份圣旨是皇帝和中书门下的宰相们绕过了枢密院下达的。
皇帝目前应该正在征伐兖州的行营之中，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没有带在身边，只有宰相副署也并不稀奇。
从法理上来说，从来没有一份文件明确规定过诏书必须经过枢密使下达，尽管这是晚唐以来的政治惯例。因此只要诏书上有中书门下之印和一名宰相副署，这份诏书就具备合法的行政效力。
虽然从理论上，枢密院对于皇帝的诏旨并没有审核权，枢密使也无权在圣旨上副署，但是晚唐以来，从来没有一份未经枢密院用印签名的诏书发到中书门下，这是一个不成文的制度。
晚唐的宦官专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宦官们把持的枢密隔绝了皇帝与中书。
如今皇帝和中书却联起手来炮制了这样一份诏书，而本来作为联系内外的枢要机构的枢密院此番却被蒙在了鼓里。
自从唐太宗创立三省六部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之后，理论上只要有内阁的用印和宰相的副署，诏书便具备法律效力。内阁的用印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变化，前期是“政事堂印”，后期则是“中书门下之印”。在副署权上，原本只有中书门下两省的正副长官才有资格副署，不过自从两省合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之后，所有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衔的宰相均有权列名，而只要有一名宰相列名，诏书便可生效。
在五代，为了表示对加衔使相们的尊重，在正式的诏书中除了中枢诸相一一列名之外，许多地方使相的大名和官号也列置在左。其实这些签名都是中书门下省的舍人们根据中央和地方使相相职的排列顺序代签上去的。其次序依次为中书令第一，侍中第二，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三，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四，三司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地方军镇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列名在其后。
以半年前加封折从阮为三镇节度使加侍中衔的正式制书为例，从右到左依次是中书令冯道，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冯晖，彰武节度使兼侍中高允权，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范质，中书侍郎判三司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谷，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荣，有大大小小八位宰相具名。其中地位最尊崇的是列名首位的四朝宰相冯道，权力最煊赫的是身兼枢相两职的当今皇帝的亲密战友副统帅王峻，身份最特殊的则是列名在尾的太原侯皇子郭荣。
实际上，这道诏书上真正亲自署名的只有王峻、范质和李谷三位宰相，冯晖、高允权和郭荣均由中书舍人代署，冯道因为年老体衰，被皇帝特许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因此也由舍人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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