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明不仅擅长集成电路领域的科研，是该领域顶级的科学家，对芯片产业同样有很深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
因为胡正明从69年起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去麻省理工当了短短三四年的助理教授后又回到了伯克利，可以说人生的一半时间都在伯克利，亲眼见证了硅谷的发展。
硅谷早期历史无法绕开的仙童半导体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生产企业，在69年的前一年仙童半导体创始人团队中的八位科学家全部离开了仙童，就此开启了硅谷的创业热潮。
而在胡正明到伯克利的那一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参会者里没有在仙童工作过的工程师还不到24人。
胡正明看着硅谷从半导体热潮到个人PC兴起再到最近这十年的互联网浪潮，但是他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底层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上。
周新说：“我知道，CAAS成立后虞有澄博士加入了CAAS，我一直和他有联系。
我对台积电的发展路径有所了解，华国的半导体产业想后来居上，和英特尔合作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
虞有澄是英特尔的副总裁，斯坦福电气工程领域的博士，从1972年开始加入英特尔。虞有澄就是被前面提到的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招进来的。
虞有澄在1977年时离开英特尔自己组成了一家叫Video Brain的公司，专注于家用电脑的制造。当时创办Video Brain是因为他认为电脑早晚会走入家庭，但是因为推出的时机不对而最终倒闭，虞有澄又回到了英特尔。
虞有澄和胡正明一样，也是大陆出生弯弯长大然后到阿美利肯念书留在了阿美利肯。半导体领域很多弯弯工程师都是这样的成长路径，如果大陆能有一样的条件，大陆在那个年代一样能够涌现出大量集成电路领域的人才。
胡正明：“和互联网行业不同，集成电路领域的发展无法依赖于少数人的聪明才智，它需要有很多天才的工程师在每个细分领域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再通过辛勤的劳动最终推动技术的进步。
华国即便作为追赶者，前面有着清晰的路径，所有技术原理都在公开资料上可以查到，但是要想在集成电路领域有所成就依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其实我一直不担心你的天赋，我只是担心你成功的太容易太快，而低估了集成电路领域的发展难度。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答应你吗？我知道帮你干活，最后没成功，你也肯定不忍心看我这个老师饿死。”
胡正明在说最后一句的时候露出狡黠的笑容，周新想了想然后说：“是因为难度太高了吗？”
胡正明点头：“没错，这其中的难度远超你的想象。
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行业，和以往的所有行业都有所不同，因为芯片行业是民用行业，最重要的在于可盈利性。
技术上的可行性是其次，商业上的可盈利性才是这件事的本质。
而且这种盈利不单是指企业要盈利，还指企业把产品销售给其他公司，其他公司使用你的产品也能实现盈利。
为什么尼康会愿意把落后两代的光刻机技术打包卖给你，因为尼康知道，你们就算把光刻机造出来，也不会有厂商选择使用新芯光刻机的产品。
最早的商用光刻机是阿美利肯的GCA公司，那时候准确来说应该还是曝光机，在六十年代的时候GCA每年就能够卖出几十台曝光机了。
后来GCA开始找尼康帮忙，尼康成为GCA的镜头供应商，而飞利浦物理实验室，也就是ASML的前身，则是找了蔡司作为他们的镜头供应商。到了八十年代初飞利浦的光刻机还在襁褓之中，而GCA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美元了，三年时间增长了十倍。
飞利浦物理实验室一台光刻机都没有卖出去，然后飞利浦半导体的董事会打算把飞利浦物理实验室卖出去，本来ASM想买，但是飞利浦嫌ASM体量太小，出不起价。
最后在负责光刻机业务的技术董事克鲁伊夫的主导下，飞利浦和ASM合资成立了现在的ASML，我和克鲁伊夫一般在每年的IEEE上会聊一聊，他对技术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嗅觉，他敏锐发现了光刻机的远大前景。
而尼康原本是GCA的供应商，后来也发现光刻机这个领域有搞头，他们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背靠霓虹芯片产业链，尼康迅速起飞，从零到和GCA在光刻机市场分庭抗礼只花了短短五年时间。
背靠霓虹芯片产业链的尼康和佳能可以靠着霓虹的芯片产业链发展起来。
但是ASML有技术优势，尼康和GCA的光刻机精度都在1微米以上，他们是通过导程螺丝杆来移动晶圆台，图像细节定位的精度会大于1微米，ASML能够做到1微米以下。借助这个技术优势ASML得以弯道超车，迎头赶上。但是即便如此在早期的时候，ASML依然要靠荷兰政府的研发拨款和补贴得以生存。
后来直到台积电、IBM、三星分别让ASML成为他们的供应商之后，ASML的技术优势才开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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