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扬进屋跟母亲说了一声，便问杨德喜：“到底怎么回事？边走边说。”
杨德喜道：“前阵子咱们不是招了一批下岗工人吗？昨天发年终奖金的时候，有几个表现恶劣的，不但没奖金，还倒扣了他们工资。杨总经理上午巡视车间，还让我们给过年加班的工人买了礼物，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些凉菜回宿舍了。我也回家准备吃饭，刚到家屁股都没坐热，就接到保卫科的电话，说杨总经理在宿舍被人打。我就立刻赶过去……”
宋维扬直接打断：“说重点！打人的是谁？被抓了没有？杨总现在怎么样子？”
两人已经走到了村道边上，杨德喜帮忙拉开车门说：“打人的有十几个，只有两个是咱们厂的工人。领头的叫刘胜利，这小子平时表现一般，只迟到过几次。但他前几天偷礼品罐头，出门的时候被人赃并获，按规定扣了他五天的工资，这个月奖金作废。他回家越想越气，就找到另一个叫李顺的工人，又邀了些社会上的混混……”
“讲重点，讲重点！”宋维扬系好安全带，使劲拍方向盘。
杨德喜说：“杨总经理被打得小腿骨折，另外还有一些外伤。打人的被抓了四个，都在派出所里，剩下的还在抓。今天过年，派出所只有两个值班民警，估计暂时抓不着，那四个还是被保卫科扭送去派出所的。”
“都是本地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宋维扬道，“先去商场，给杨总买点慰问品。”
“是该买点东西，”杨德喜说，“杨总经理也不容易，大年三十还在巡视车间。人家有文凭，有本事，还有责任心，这样的领导打着灯笼都不好找。”
宋维扬刚刚发动汽车，大表哥郭勇刚突然冲过来，拦住面包车道：“表弟，听说你们厂里的干部被人打了？谁打的？跟表哥说一声，老子带人弄死他！”
“你就别添乱了，打人的都在派出所里。”宋维扬哭笑不得。
这位表哥也不像他爹妈那样是势利眼，可惜太过好狠斗勇，且遇到大事又没担当。嗯，说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其实就是喜欢打架惹事，踢到铁板又立马变成怂包。
郭勇刚一副大佬架势，撸袖子说：“整个容平，还没我郭勇刚摆不平的事儿。表弟你放心，等那几个孙子放出来，老子还要揍他们一顿！”
宋维扬说：“你别给我惹事就好。”
“嘿，说什么话呢，哥哥我是干大事的人！。”郭勇刚吹大气道。
“把你在外面欠的赌债还完了再说，牛逼就别找家里要钱。”宋维扬懒得再说，撂下一句就开车走人。
杨德喜担忧道：“董事长，打人的虽然已经被抓了，但就怕他们不依不饶。等关几天放出来，隔三差五来厂里闹事，那就不好搞了。”
宋维扬问：“他们带没带刀子？”
杨德喜说：“刘胜利和另外一个混混带了刀子，但没动刀，只是拿来吓唬人。”
“那就够了，持刀入室抢劫，可以判他十年。”宋维扬冷笑道。
“这就判十年？都是本地人，太狠了吧。”杨德喜打了个哆嗦。
宋维扬说：“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两万块够你活动了吗？不够就再加点钱。”
杨德喜说：“我觉得吧，判个三五年就够了，下岗职工也不容易。”
“就他那样的，下岗活该！”宋维扬怒道。
在国企改革大潮中，下岗工人一直属于被同情的对象，但实际上，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不小的问题。
几年前，曾有国外机构对一家国企做调查，数据显示：该厂工人每天的平均有效工作时间不足两小时。
拖拖拉拉磨洋工是最常见的事，更有甚者，还一边工作一边织毛衣，或者几人聚在一起打扑克。迟到早退无所谓，跟组长打声招呼就行，偷厂里的产品带回家，或者拿去卖废品，这些行为更是司空见惯——海尔的老总搞改革，订立的第一条规矩，便是不准在厂里随地大小便。
偏偏厂长还不能开除谁，因为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翁。
第一批下岗职工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不良风气，而且一个个还心高气傲。只有再等几年，陆续出现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下岗职工，他们才渐渐认清现实，摆正心态，但依然大部分都不如农民工肯拼命，脏活累活下贱活很多人还是不愿碰。
以上，不是在说下岗工人的坏话，陈述事实而已。
而且下岗职工变成那样，也源于体制问题，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
前些年，京城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刚开始是由个体户汇聚而成），政府强行把四分之一的摊位留给国企，让工人摆摊卖厂里的产品。结果呢，国企工人坐在摊位前，拉不开脸叫卖招揽顾客，干脆看小说打毛衣瞎混日子，遇到问价的也不给好脸色，八小时一满便收摊走人。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国企自动放弃那些摊位，让京城的市政府脸面无光。
宋维扬提着水果直奔医院，对病床上的杨信说：“老杨，身体没有大碍吧？”
“没什么，今天就能拄着拐杖出院。”杨信笑道。
“保健品什么的，我就不给你买了，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我让厂里每天给你炖鸡汤喝。”宋维扬放下水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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