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登基后，所做的最大变动就是三分兵权，三分相权。
兵权分为西府，三衙与地方三部分，很难说它是好是坏，若说它坏，纵观宋明，几乎看不到蕃王与重将起兵谋反之类的事件。虽有，却无法使国家陷入南北朝唐朝时的那种混乱局面。
但说它好，无论是宋或明，除了极少数时刻，几乎看不到汉唐那种雄威。
因此好处有，坏处也不少，若往深处想，例如就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主将对部下都不熟悉了，这个仗能打好么？
宋九针对这个局面，在赵匡义彻底将节度使权利拿下时，做了有争议的改革。
先是将禁兵由城市向乡村转移，当时是很麻烦，然而长远看，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一次变革。
养兵成本下降，士兵养家糊口成本也下降，离开京城的繁华与浮华，士兵会更朴实，那么战斗力会提高。
到了边境是屯田，在家也是屯田，生活习惯变动不大，那么就可以延长轮戍时间。通过分批轮戍，至少留守边境的主将会了解部分将士情况，便于指挥。
宋朝才开始执行时，出现了一些混乱与争议，许多兵士将营田租给百姓。实际史上宋朝营田规模也不小，然而同样在犯这个毛病。这不仅是兵士懒散，他们是京城人氏，又哪里会种田？然而一旦七八成兵士转为农村兵，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边境多闲田，只要耕种起来，往往边境就可以实现粮草自给自足，这又节约了大量成本。
实际那次改革就是对赵匡胤三分兵权的良好修正。
只要继续执行下去，宋朝以后困于冗兵冗费的情况就会得到大幅度改善。
但在三分相位上，宋九却做了倒退性的变革。
赵匡胤用东西两府与三司三分相权，利于集权，减少权臣误国篡国的可能。
然而赵匡胤也意识到有种种不便之处，因此这个三分相权执行得十分模糊。
一直到宋九归来时，实际主要权利还是在中书。
宋九将东西两府权责分得清清楚楚，互不干涉，那么西府有军权，却没有行政权，更没有财权，三司有财权，却没有行政权与军权，东府有行政权却没有军权与财权。甚至西府有军权，却无掌兵权，更无财力支持，那么皇帝手中的权利就可以加强。
赵匡义在军事上是跛脚鸭，看不到它的弊端，只看到它利于君王将权利集中，于是高兴地默认了宋九的做法。
实际它们能分得清楚吗？
例如往前线调兵，与养兵，连国家财政收入有多少都不清楚，能否做出最好的决策？大战来临时，西府不知国家政务，东府不知西府军事计划，又能否做出最好的决策？
但没有宋九，宋朝也会往上面变化。直到富弼才看穿这个弊端，提出类似赵匡义在巴蜀的做法，让西府首相也兼任东府，东府首相兼任西府，这样相互了解，决策就不会出现重大失误。然而也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
于是就有了李继捧归朝。
党项人原先生活在松藩草地到青海南部地区，青海北面与西部是吐谷浑人所在。
向北徙迁历史更早，隋朝时就有了，那未形成规模。直到唐高宗时，受吐蕃人所逼，党项人才以氏族为单位，大规模向陇右与庆灵银夏等地迁移，一直到天宝年间，这是党项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徙。
安史之乱后，原来陇右各部又向庆夏盐灵迁徙，庆夏盐灵则向银绥迁徙，有的甚至渡过黄河，达到河东地区。这是第二次党项内迁。
唐朝时大家也许不大注意，放在宋朝就能看出来了，这使得整个银川平原，与南北河套地区，成了党项人的大本营，给西夏崛起打下基础。
但当时拓跋氏力量并不强大，从氏族划分，是野利越诗，野利龙儿，野利厥律，儿黄，野海，野窣六大府落，野利占据其三。从地域划分，庆州一带的东山部，银夏一带的平夏部。拓跋氏力量仍然很小。
直到黄巢起义，夏州偏将李重建之子拓跋思恭协助唐僖宗与朱温作战，此战虽败，但朱温随后降唐，由是拓跋思恭与李克用协助官兵将黄巢从长安驱逐出去。从而获得割据夏绥两州大义。后来李思恭又乘朱玫之乱，派弟弟拿下延鄜，力量进一步强壮。随后起起落落，西北变成三大部分，夏绥银宥的拓跋氏，府麟的折氏，庆灵的西路党项。六大府落则变成五大贵姓，细封，费听，折氏，野利，拓跋，拓跋最强。以及其他古古怪怪的多达上千个姓氏，如牛儿，客户，野鸡等等。
但这时候他们还是以依附中原为主，甚至利用贡马，获得中原的赏赐度日。汉人对这一地区仍然有影响力。如后梁时，拓跋思谏死，其孙拓跋彝昌立，被汉将高宗益袭杀。然而随后党项人迎立拓跋彝昌的叔父，李思恭的儿子李仁福又将高宗益击败。
闻听夏州内乱，附近的李茂贞约李存勖合兵五万攻李仁福，李仁福向后梁求救，后梁派李遇援救，加上李仁福的顽强，两路人马退走。由是拓跋氏保存下来。
后唐取代后梁，出兵夏州，然而此时夏州城池坚固，后唐运输困难，再加上拓跋氏乘中原内乱时，几十年得到休生养息，于是李仁福之子李彝超兄弟击败后唐军队。但仍害怕中原王朝，随后称臣进贡。然而这一战，更加竖起了拓跋氏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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