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裤子放屁一般填写上自己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干啥的。袭翼国公这四个字，刘钰已经快不认得了。
又把自己的名字、籍贯、功勋、出身都填写好后，伸出手压了一下关节，嘎嘎的响声一断，提起笔就在空白的试卷上一阵猛划拉。
这不是现场作文。
这是背诵默写。
…………
第二日的傍晚，天佑殿内，被抄写过后的卷子早已经送了过来。
作为皇帝必须掌握的一支力量，三年一次大秋考，皇帝总要抽出时间亲自把所有的卷子都翻阅一遍。
勋卫是贵族世袭的，也就是熟悉熟悉京营和宿卫的一些事，等到了袭爵的时候去袭爵。前几代还能用，然而到刘钰这一代基本上都废了。
武德宫上舍考核出来的三甲，更类似于汉代的郎官，作为皇帝身边的人才储备，称之为龙禁卫。
和几乎是嫡长子世袭的勋卫不是一回事，也和科举考出来的进士不在一条线上。
三甲授龙禁卫，头名正三，二三名从三，后续名次中再选出几个。
其实就是汉朝时候的郎官，只不过数量更稀少一些，选拔途径也不是世袭或者举荐而是考试。
汉时如霍去病、张骞等人，也都是从郎官做起的。科举之后，这属于是“幸臣”，是官僚系统之内被鄙视的那一层。
所不同之处在于汉时郎官要么是贵族充任、要么是举荐出来的，而且数量极多。
汉时郎官能否被用，多看运气。运气不好，可能一辈子都是郎官。
譬如汉武时候的郎官颜驷，七十多了还是郎官，汉武帝某天偶然发现就问他。颜驷说，我好武，可是文帝的时候喜欢有文化的；我长得丑，可是景帝的时候又喜欢长得俊美的；等好容易轮到陛下登基了，陛下又喜欢冠军侯那样的年轻人，而我又老了……
大顺的这些龙禁卫们倒不用担心这个，三年就选出来三五六七个，基本都能用得上。
朝政嘛，不要搞清一色，要搞对对胡。
武德宫出身的郎官、世袭公侯、科举文臣，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
武德宫郎官又是皇权的延伸，颇有几分类于前朝太监，只是没有割以永桎。
平日和皇帝朝夕相处，若皇帝信任，平日认为有才能，就可以外放出去，空降掺沙子，或者直接执行皇帝的意志。
能混到上舍的，大多都是边军府兵、勋位老兵将子嗣、老五营孩儿军这些均田府兵的后代。
搞全国性的教育改革，大顺拿不出钱。
而且容易捅马蜂窝。
但在基本盘内的教育改革早在太宗皇帝的时候就定下来了。
开办营学，强制入学，层层考核，复三舍法，和那些为了不至于狗屁不懂但又出身注定能当官的勋贵子嗣去武德宫学习不一样，考出来的大多也算是人杰了。
前朝皇庄、鞑虏圈地、混战屠杀、辽东犁庭、前朝旧贵清洗，为大顺提供了足够的土地，保证这些基本盘府兵的安置。
考试内容和科举的完全错位，皇权故意为之的挑唆，保证了彼此之间的隔阂。
前朝皇庄和鞑虏圈地后的土地，部分拿出搞均田和二十年易田制，保证了内部严禁兼并，每年百万两的投入保证了基本盘内读书人的数量。
这些人有机会做郎官掌权，整个阶层又不至于沦为前朝军户农奴。
和勋贵们一起压制科举文官，至少保证了不至于武将像是三孙子一样见了文官就磕头。
而科举文官、勋贵的反向制衡，又保证了这些良家子和郎官们不会变成马穆鲁克、耶尼切里或者汉时大将军。
每三年才选出三五个充任郎官龙禁卫，文臣们也可以接受，也就是李淦和刘钰所说的“名正言顺”。
他是天子，不是酋长，科举一开，就不可能让谁上谁就上，该走的流程必须要走完。
也算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崇祯这种半途上位的天子，杀大臣像杀狗一样。皇帝真要是随便用人，其实也没什么力量阻止，只是一种双方都以为有用的自我欺骗罢了。
这是太宗皇帝留下的朝政稳定的格局，也是科举文官无论如何没法伸手的地方，故而皇帝必须要重视大考之后的策论选拔。
武德宫的整体的儒学文化水平，很稀松。
字大多写的一般，微言大义王政德化之类也能被举人甚至秀才们嘲弄为狗屁不通。
为了防止皇帝看到字写得不错就认可，所以卷子都是让书写房出人，抄写一遍后再递送上来。
这倒不是为了防止作弊，这种选拔本身就是皇权的作弊，只是为了防止皇帝看着字写得好看把选“郎官”变为选“词臣”。
加上选为龙禁直接就是三品、从三，品级过高，策论选拔要天佑殿里的老臣们一起选拔，重的是见识和才能。
卷子一送过来，只是略微扫了几眼，几乎所有人都猜出来哪一篇是刘钰的文章。
就像是鸽子群的乌鸦、黑猪里的羊羔子，整个风格和其余人写的截然不同。
整个天佑殿内鸦雀无声，包括李淦在内，全都在仔细读刘钰写的那篇关于“西域问题”的史策论。
洋洋洒洒将近六千字，写了好几尺。
也不是说之前就没有人写这么长，策论的底线是二百字，二百字以上就可，要是愿意，天黑收卷之前你写本金瓶梅都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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