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爪哇南洋地区，还能算得上有点工业资本的思路。至少是以发展生产力、扩大生产为目标的。
那么，在大顺北方，蒙古地区，那就真可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极致表现了。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下的劫夺制，当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这场劫夺制的淋漓尽致的终点，就是这一次刘钰的棺椁走海路的终点，天津。
自从当初大顺废漕改海定下来之后，天津的地位就已注定。但要说天津这些年的发展，终究还得说一句，李欗上台后砸锅卖铁、靠着贱卖国有土地的方式猛搞基建修铁路，才算是让天津摆脱了松苏的附属地位，真正成为了大顺在北方的港口城市。
随着李欗的边疆铁路计划的实施，从京城延伸到张家口、乃至于河套的铁路，使得天津这个港口，总算是可以说自己能辐射小半个塞外了——另半个，是松、辽水系平原，和天津关系不大。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个听起来似乎寻常的口号。
但若看一看这些年大顺的一些变化，便可直到这句话本身，一点都不寻常。
比如，皮、毛、大黄，这些绝对算得上是大宗物资的商品。
在几十年前，甘肃青海的大黄、细绒骆驼毛、羊皮等，要运到天津，是一场不亚于哥萨跨越西伯利亚弄毛皮的艰难旅途。
要用皮筏子，顺着黄河，尤其是艰险的宁夏段，激流2000余里，先抵达河套。
到了河套后，再用骆驼队、马队等，运到通州。这玩意儿要分旱季雨季的，雨季用马、旱季用骆驼。
到了通州，再把这些货物，走北运河。要是赶上旱季、枯水期，那么北运河实际上也是走不了的。
故而，西北边塞，不是没有好东西。
大黄、驼绒、细羊毛、银鼠皮等等，这都是好东西。
但之前的问题，就是运不出来。这不是说就地生产，就算你就地生产，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还是得运出来吗？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运输费用降低了，蒙古地区的原材料可以方便地运来了。
以蒙古地区的羊毛和骆驼毛为原材料，呢绒、毛毯、毡子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一方面靠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自是靠政府的订单扶植，尤其是军装毯子帐篷等等。
再加上，朝廷的都城在京城，是以在天津周围也鼓励发展诸多重工业。煤、铁、造船、军火等，亦是蓬勃。
这些好的方面，自然算是彰显了资本主义的伟力。
不过这不算什么。
真正能彰显其伟力的，还得看坏的那方面。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铁路修通后，用了二十年时间，就用劫夺制创下了奇迹——高利贷的利息，已经让蒙古地区陷入一种竭泽而渔还债的状态，大量的羊才成年还未产仔就得还债；更是直接逼反了一部分蒙古人，烧商店、杀商人、造就了喀尔喀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蒙古地区，不比别处。
譬如法国，畜牧业也不差，也很发达。
譬如潘帕斯草原，畜牧业也确实发达。
问题是，法国当做牧场的地，潘帕斯那种年降水量在900毫米的土地，在大顺，早就被当成耕地了。
而蒙古地区，纯纯地是被农耕挤到了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甚至因为这几年气候转暖、以及一些抗旱作物的种植，农耕区不断北移。
这也使得，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且极为脆弱。
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那么社会分工也就还早，手工业发展什么的最多也就想想。
啥都缺。
布匹、铁锅、丝绸、茶叶、糖……甚至于，如今连批量制造的铜佛像，在这边都卖的相当好。
然而蒙古人手里又没有钱。
抢……燧发枪时代了，抢钱的时代过去了。
那就只能换。
商人们倒也不急着要现钱。
春天来的时候，你赊了多少东西，咱们定好了你用多少羊来还；秋天回去的时候，把你欠债抵账的羊牛马赶走。
这里面，显而易见地能看出来问题。
春天的羊，和秋天的羊，是一个羊吗？
或者说，一个小牛犊，和长大后的牛，是一个牛吗？
从生物的角度上讲，是。
从商业的角度上讲，显然，不是。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蒙古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所以社会运行和大顺这种理论上是小农国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各个部族的首领，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
下面的牧民，倒不如说是农奴或者牧奴。
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向大顺皇帝效忠，按照封建分封那一套，各自分好自己的地盘草场等等。
同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得向最高领主履行封建义务。
在大顺内地，是郡县制、亩税。
而在蒙古地区，则基本还是封建义务制。
封建义务这一套，隔壁幕府就搞得有模有样。大顺这边也差不多：各个部族的首领，时不时得入京朝贡，在京居住一段时间。
入京……京城居，大不易。你入京，不得讲排场、不得花钱？
没钱，那不得借啊？
借，自然是和在蒙古地区买卖最大的商会借。
利息，肯定是按照《大顺律》走，绝对合法：36%，最多三年，连本带利两倍即止。若两倍即止，还不还，则本息合计为新本，再按照36%的年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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