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阳城下的围困和攻打准备，还在平淡而繁忙的日常当中持续着。
按照东西南的三门趋向，周淮安麾下后营的驻防地被分到西门外，而与周昂的前营一起负责看守，来自西门可能突围和出击的敌势。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变相的优待和照顾；因为从具体布局上说定在前面的还是以前营为主；显然以王蟠为首的大多数人，也并不指望后分营的战斗力呢。
在接管了大军的后勤和辎重事物，并且将大多数的驻队人马重新入手编列起来之后，他发现其中的变化颇大，许多队火当中头目以下的名册已经换了一茬，而看起来在其中老卒和正卒的伤亡并不会少，只是被后续补充进来的人手和提拔起来的新进给暂时掩盖了下来。
不过，这也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的特点，绝大多数军队都是通常意义上的一次性军队；即是因人成事也是因人而废，随着主帅的变动而战斗力波幅很大；往往一场或是几场失利后，就很容易陷入一阕不振或是土崩瓦解的状态；能够屡败屡复，屡挫屡起的也只是极少数传世的劲旅；
就更别说是，这些半路仓促拉羊或是聚事为主的农民军；能够维持眼下的构架，还能有所壮大义军算是相当不错了。据王蟠所说起的过往事情，在别的义军当中其实不乏行进到半路，或是追击者敌势当中，人都不知道跑散了多少，又部下重新换过了多少茬的例子了。
因此对他们这些头目来说，关心这些数量较大的外围增减损益，其实意义不大；只要能够抓住最能打最基本那一小部分的核心人马，就可以在这满地饥遂的乱世当中，随随便便的从头拉起一大票人马来；这也是大多数义军在不断于官军的斗争、拉锯的周旋当中，用鲜血和尸骸所归结出来的通用经验。
当然了，用后世哪位新中国太祖的话说，就是十足的盲动冒险主义和流窜投机式的陈旧落后农民运动（起义）；而放在《资治通鉴》等官方历史书当中，则是完全逃不过一个“旋起旋灭，招摇不定，因粮聚散，动辄亡去”的基本评价。
是以用王蟠在酒桌上半醉的话说，就是颇为感谢周淮安给他带来的这些变化；虽然其中很有好些他不甚明了的东西，但是由此在其他方面带来的，通过这些时日林林总总积攒起来的好处和方便，却是众所周知而有目共睹的结果；
比如，原本义军当中常见的逃亡和走散，现在几乎都难以见到了，因此不用再在半路上一次次停下来，费时费力重新补充人手；而几次三番战事下来的伤病员，也大多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事后转运、稳妥安置，而不是仓促之下屡屡无奈的放弃掉，或是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而任其自生自灭。
而这些伤愈归队的士卒，又让军中合用的正卒和有经验老卒的存在，一直在稳步的增加当中，而进一步提高了军中可言维持的架构和上限；光是这一项在士卒当中就足以称得上是万家生佛了；而对王蟠正在重建怒风营的誓愿，亦是有着极大的益处了。
更别说自从采用了他打围子吃大户的新法子之后，各营在地方上能筹办到的东西就变多了，将士们能够分到的好处也更多了，遇到的抵触和反抗却是比往常少了许多。
然后，他也很快发现了辎重分配和管理当中，许多问题和缺漏的所在。其中大多数都是原本义军沿袭下来，那种粗放手段和态度下的疏漏；毕竟，虽然周淮安推出了种种相对优化的手段和制度来，但是除了他负责的部分之外，在其他分营和团旅当中得到执行的力度，也就是各有差异了；
但也有少部分是充满某种规律性，而疑似人为因素造成的缺失和短少；这就有些不对味了。周淮安想了想，对着身边的书办元静吩咐道：
“把负责核算这几项的计员，单独叫过来一下。。”
随着怒风营一路罗括的各色人手，周淮安现在的手下除了直属队、学徒队等那些特殊编制之外，其实也有上百号直接对口负责的办事人员了；其中半数是专门负责书写往来和记录编档的文员，半数就是专门负责核算统计的计员。
而这些计员就等于是最粗浅和原始的会计角色，因为多少懂一点数算，再加上他所提供的收支两条线的复式记账法，才能一下子将这些明显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给慢慢的浮现和凸显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超出正常比例的，各种非战斗编制的辅助人员的存在，他才能玩得转这大几千号人马的日常所需和军中的大量出入流转事务。
而在其他的时间里，他们也充当着某种类似火种的角色；在夜晚的讲谈会上根据周淮安临时编的启蒙册子，给挑选出来的士卒和头目们传授最基本的数算常识，教他们辨识一些基本的常用字和书写方式；
虽然因为各自出身来历和经验职业的良莠不齐，一度闹出过不少笑话和错漏，要周淮安亲自来收拾和弥补；也没少被诟病过这是在误人子弟，学这些有的没的根本无啥子用处之类；
还有人发自骨子里的瞧不上这些泥腿子农民军，以及明里暗里莫名的优越感，直到被周淮安仗着学霸一般的现代常识，好好收拾和敲打了一通才老实安分下来接受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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