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相公在殿上言辞激烈的交锋，侍立在天子身侧的边令诚心惊肉跳，生怕这两位将战火烧到自己身上。现如今后悔也晚了，当初他怎么就鬼迷心窍，非要在没有确实证据时，咬定了秦晋的死讯呢？
若是那厮果真被烧死，或者被乱兵杀死，也就罢了，偏偏倒霉催的，那厮非但未死又再立新功，而今露布飞捷又直达天听，就算想再做手脚挽回也来不及了。
唉！
边令诚暗暗长叹，事到如今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此时天子与宰相们议事，别看他监军时可对边镇节帅颐指气使，并且还兼着监门将军的职官，但在天子面前是奴仆，在相公们面前也不过是一介内侍，根本没有平起平坐的权力，甚至连插话的资格都不具备。
大唐皇帝又询问哥舒翰，当下局面似乎有所转圜，当如何应对处置，还有那个县尉秦晋，毕竟两次立功，又该如何封赏才合适。
哥舒翰想也不想便从容答道：“一应赏罚朝廷皆由定制，臣本不该置喙，但圣人问起，臣以为，应当秉持不偏不倚的原则……”话才说了一半，杨国忠便不客气的将其打断。
“圣人此前已经加封新安县尉秦晋为弘农郡长史，且天子敕书也经过了中书门下的审核，臣以为无论如何也不应比上郡长史再低了。”
哥舒翰冷笑两声，毫不客气的驳斥道：“杨相公大谬，弘农郡长史就已经破前所未有之先例了，再高，还想高到哪去？更何况持天子敕书的使者不也因为道路断绝而返回潼关了吗？”然后他又转向天子，“以新安县尉秦晋之功而论，确实可越级提拔，臣以为可使其为荣王府府掾，襄赞军务。”
王府府掾的品秩仅仅为正六品上，哥舒翰以为如此一来当称得上不偏不倚，同时也让百官诸将没有话说。
其时，大唐皇帝任高仙芝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实际拥有统天下兵马大权，但名义上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是天子的六子荣王李琬。因此，让秦晋以两次斩首之功，升任荣王府府掾的建议也还算中肯。
大唐皇帝赞赏的点了点头，一旦意识到自己任意独断在这种生死存亡关头不合时宜，便立即恢复了当年的从谏如流，就算哥舒翰的建议的确有打压秦晋这个后起之秀的嫌疑，却同样要以支持的态度向天下人表明，他仍旧是那个睿智的天子。同时，也释放了一种信息，那就是重用与信任哥舒翰。
现在大唐皇帝已经对高仙芝和封常清失去了信任，如果不是一次意外阻住了边令诚，现在这两个人的头颅没准已经传首各军了。但这道没送出去的敕书他绝不会听之任之，不了了之，这两个人必须死，否则岂非当天子处置边将重臣之生死为儿戏了？
议定了对秦晋的封赏以外，重头戏就是应该如何应对气势咄咄逼人的逆胡叛军。
哥舒翰的建议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坚守待变！”
听到寄予厚望的哥舒翰如此建言，大唐皇帝有些暗暗失望，东都的陷落使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就算不能尽快的收回东都，也要以一场足够振奋人心的胜利来安抚百官们的悲观情绪，以及十几个儿子们蠢蠢欲动的各种心思。
尤其是太子李亨，大唐皇帝防备自己的继承人竟甚于防备外臣敌寇。尽管李亨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当了十几年太子，但他的戒备之心仍旧没有半分减淡。
比如在兵马大元帅的人选上，按照常情而言，首要的对象当是太子才对，而大唐皇帝偏偏却选了一个素有雅称，风格秀整的荣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信任李亨，不能让李亨掌兵，不能让李亨有一丝一毫积攒功勋建立威望的机会。
这其实也是大唐皇帝最大的无奈，唐朝自高祖以来，李氏皇族中以子克父，手足相传的例子便屡见不鲜。
太宗于玄武门杀兄杀弟，才从高祖手中夺得皇位。太宗的长子李承乾亦曾与重臣侯君集勾结谋逆，到武后时期同样是母子猜忌，一桩桩人伦惨剧接连上演。
包括大唐皇帝本人也是通过两次政变才问鼎天下，第一次将自己的生父睿宗李旦扶上皇位，第二次杀掉自己的姑母，软禁逼迫生父李旦彻底让权，此后才有了一代太平天子，才有了继往开来的开元盛世。
家族的传统与自身亲历的血腥遭遇，让大唐皇帝不得不像防备仇敌一样防备着自己的儿子，就在开元二十五年，他便曾一日之间杀掉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也就是当时的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
大唐皇帝虽然身为太平天子四十余年，于朝政边事懒问不理，却对威胁皇位的十几个儿子没有一时半刻的放松过，尤其是到了当前境地，他身为皇帝的威权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更需要严防死守。
也因此，他需要为东都的陷落找几个分量足够的替罪羊，以洗脱自身失责的污点，用以维护太平天子的威权，而封高二人不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吗？所以，大唐皇帝才不遗余力的抬举哥舒翰，加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宰相之班，其根本目的是用此人取代封高二人，继而再以雷霆之势一举荡平逆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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