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溪乡通电通路计划已经是全乡工作的重心。所有吃国家粮的人员，一律扣除一个月工资作为工程建设基金，基金期限五年，按同期银行利率折算。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叫苦不迭。本来工资就不高，许多家庭全依赖这每月的一点工资生活，突然一个月不见了几百块，就好像口袋终日被小偷光顾了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更可怕的是赞助，五万元的赞助任务，比愚公移山还难。完不成任务，就要拿工资抵扣，将近三年没工资拿，叫他们如何生活？有人就暗地里商量，说要到县里去反应情况，如果县里不管，就上访去市里。乡政府暂时出现了一片忙绿的景象，我知道在这片忙绿的背后，一定会隐藏着更多的波澜。
我将担心的情况找柳大权汇报，柳大权不为所动，反而问我：“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我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五万元的赞助，我就是舍了全部的积蓄，也只是九牛一毛。
首先完成任务的还是财政所的老李父子，老李做了几十年财税干部，儿子又在基金会做主任，全乡谁家有钱，谁是可以发动赞助的对象，他们父子比谁都清楚。
赞助款直接打到乡财政专用账户，这是收到的第一笔赞助款。为之柳大权特地要求我发一份文件，在全乡公开表扬老李父子。
就好像英雄不问出处一样！没有人关心这笔钱从哪里来，是谁赞助。反正他们父子打死也不会说。
第二笔赞助款十万元是孙德茂家交来。他八十多岁的老爹亲自陪着儿子来乡政府交赞助款，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孙德茂本人，五短身材，双目如炬，刺猬般的头发，老树皮一样的双手。一看就知道这个孙德茂是个吃苦的人，他的钱应该很清白。孙德茂尽管表现得很自豪和装作满不在乎，但他在交钱的时候双手微微颤抖还是出卖了他的不舍。
事情一开了头，接下来就水到渠成，陆陆续续开始有赞助款进来。
县里发了两个通知，一份是县委县政府发的报告批复，同意苏溪乡通电工程计划，另一份是发改局发的立项批复，同意立项并拨出专项资金三十万元。
全乡按人头出钱的事也快接近尾声，除了古德村暂时还没完成，其他村的款项基本到位。
万事俱备了，就等着一声开工令下。
柳大权反倒不急了，他带着郑乡长两个人去了北京。
书记乡长两个人同时出去，苏溪乡的政治就陷入了空白，群龙无首的状态立马就显现出来，首先是干部们来上班都不准点了，接下来就出现了没完成赞助任务的人私下串联，写了情况报告，要上县里去告状。
柳红急得火急火燎，来我办公室讨主意。
看着屁股像着了火一样的她，我淡然地笑。柳大权去北京，绝对不是旅游，这点我非常清楚。但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样的药，我也茫然无知。
乡人大主席是乡党委成员之一，书记不在家，他就有责任接管行政事务。我和柳红一起去找人大主席，人大主席朱士珍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惊讶，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双手一摊，说自己正在忙乡政府人大换届大会，抽不出时间。
我原来就听说朱士珍一直想做书记，他跟柳大权从来都是面和心不合。如果柳大权在今年的换届中还占着这个位置，他就只能平调到县里某某局，谋一份闲职养老，政治前途从此烟消云散。
朱士珍也是当初强烈反对干部拉赞助的主要人物，只是敌不住柳大权的强硬，只好硬着头皮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也是至今还没有完成赞助任务的干部之一。
朱士珍的态度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他不想趟这趟浑水。
我们垂头丧气从他办公室出来，他不管，我们不能不管。如果这些干部真的跑到县里去告状，影响不会小。
赞助的事，迟早会出事。我其实早在柳大权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清楚了，我也曾经试着与他讨论过，钱不够可以找政府，如果强行拉赞助，一出事就不会是经济问题，会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柳大权的态度是九头牛都无法拉回的坚定，苏溪乡通电的事是压在他身上十几年的心病，现在决心下了，即使前面是个地雷阵，他也要去滚一滚。
办法还没想出来，县里来电话了，询问干部在县里闹事的原因，说刘县长很光火，在常委会上点名批评了苏溪乡的做法，并要派一个调查组来乡里，全面调查了解赞助一事。
我在电话里将情况汇报了一遍，表示赞助都是自愿的，没有出现强行的情况。何况，苏溪乡通电心愿，不是几个人要搞政绩，而是苏溪乡四千多号乡亲的心愿。
县里对我的辩解丝毫不为所动，要我准备一份报告，详细把这次赞助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写清楚，特别是拉了多少赞助，都是谁赞助的要搞清楚。
柳红急得要哭，嘴唇上冒出了水泡。
几个副书记和副乡长看到我就躲避，生怕我拉着他们生事。倒是朱士珍，来了几回，关切地对我问寒问暖，提醒我说，组织不会冤枉好人，但组织绝对不会允许超越组织原则。
他的话我多少明白一点意思，他的为人我现在也了解了一点，所以我谦恭地请教说：“朱主席，您看这个报告怎么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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