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太后之所以给出了如此的评价，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她和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文祥等朝廷重臣都知道，中国目前的边疆形势非常严峻，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而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塞防”派的理论清晰而又明确，“海防派”的主张同样是基于现实存在的威胁。
而无论塞防还是海防，都是得花上大笔的银子的！可现在的大清，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后，根本拿不出银子同时兼顾！
但林义哲的折子，却清晰的指出了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老大腐朽的天朝上国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真理的一步，朝中的大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而且，林义哲在折中还详细的考证了中国人经略海洋，开拓海上通路的历史，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以有之的！
历史上的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跃升和海洋开发水平的提高，不断深化和扩展。从远古时代至15世纪，接触海洋的中国人主要是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利用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在沿海航行，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利用海水制盐。中国人把经营海洋看作是陆上农耕渔猎生活的自然延伸，即“通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林义哲考证《易经》上便有过“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的齐国卿相管仲提出的“惟官山海为可耳”的政策主张，战国时，韩非子在总结治国经验时再次强调海洋开发的重要性，也提出过“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
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性事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林义哲进一步指出，哪怕是在古代，当人们认识到海洋可以成为用兵之地的时候，海上争夺就开始了。在西方，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坦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15世纪末航海大发现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成为近代海上强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17世纪，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海上马车夫”荷兰，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提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日本的振兴是因为明治天皇从美国海军准将柏利仅带四条军舰就叩开国门的屈辱中领悟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必须“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防”之间找到能够兼顾的解决办法。
而林义哲则在奏折中提出的“大兴海军”、“经略海洋”的战略，则是切实可靠的解决办法！
林义哲列举了历史上的例子，如两宋时代，因为海上商业贸易发达，国家富强，是以虽然周边强敌环伺，却依然能够存国祚三百余年。而明代因为海禁，国家财源流失，海上贸易的需求却一直存在，致使走私盛行，海道为海寇把持，更有倭寇为了贪图财富而入侵中国，致使明朝倭祸不断，终于财尽民穷，流民四起，至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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