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5月25日，伦敦《泰晤士报》报导：
“中国驻英副使刘锡鸿于七日前失踪，中国公使馆已向伦敦警察厅报案，中国公使郭嵩焘先生正式向帝国外交部提出了严正交涉……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本报记者密切关注着事件的进展和伦敦警察厅的调查工作……”
《郭文恭公集：出使英国大臣郭致总署电》：
“……副使刘锡鸿于七日前失踪，已与英外交部交涉，英外交大臣德比亲至使馆致歉，英王严令警察厅查寻，目前尚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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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办妥了——”
“嗯——怎么办的？”
“老规矩，套入麻袋，沉于河中。”
“没留活口吧？”
“回老爷，随员一人，车夫一人均扭断脖颈而毙，被扔入泰晤士河中，无其他活口。”
“安排什么人做的？”
“一共四个人，都是爱尔兰白工，颇有力气，小的在一旁看着的，都做得干净利落，没用上多一会儿。”
“这四个人你又怎么安排的？”
“一人五百英镑，连夜送上了去澳洲的航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办得好——如此无头命案，量他们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管家告辞退出，陈廷轩又看了一眼刘锡鸿的那份没有能够发出去的电报，冷笑了一声，将电报放进了抽屉当中。
差不多同一时刻，伦敦警察厅的一间停尸房里，一名英国法医摇了摇头，耸了耸鼻子，将白布蒙在了尸体上。他的一名助手在整理尸体的遗物——一个破碎的纸扇、一个小小的鼻烟壶、一顶暖帽，一副手套，一串钥匙，一枚残破的灰色的石头印章。
助手仔细地看了看那枚印章上已经残缺不全的古怪文字，摇了摇头，将印章放在了一边。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接着停尸房的门开了，伦敦警察厅的探长陪着郭嵩焘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法医用询问的目光望向探长，探长点了点头，并伸了伸手，请郭嵩焘上前，法医伸手小心地将盖着尸体的白布揭开一角，一股恶臭登出传了出来，郭嵩焘皱了皱眉，轻轻用手在鼻子前摆了摆，然后上前看了看尸体的面容，悲伤地点了点头。
法医的助手将那枚印章拿给郭嵩焘看，尽管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郭嵩焘还是认出来了上面刻的“儒侠”两个篆字，不由得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料理完刘锡鸿的后事，郭嵩焘回到使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已经猜出来了，刘锡鸿的死，是谁造成的。
郭嵩焘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步，好容易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他想了想，拉了拉铃，叫来了仆人。
“备车，去陈府。”
当郭嵩焘再次赶到陈府庄园时，陈廷轩听说郭嵩焘来访，立刻亲自迎出门来。看到郭嵩焘面带愠色，陈廷轩便大致猜到了郭嵩焘的来意。
二人进了客厅，陈廷轩象是知道郭嵩焘要说什么，先屏退了左右。
大厅当中只剩下陈廷轩和郭嵩焘二人时，郭嵩焘将当天的《泰晤士报》拿给陈廷轩看。
“陈公为何要如此？”郭嵩焘直截了当地问道。
“为的是郭公您。”陈廷轩迎着郭嵩焘的目光，坦言道，“此人是朝中顽固守旧大臣安排在郭公身边之耳目，想必郭公心里清楚。朝中正有人欲对郭公不利，此人一日不去，郭公在英便一日不得施展，我等华商便永无出头之日。”
听了陈廷轩毫无辩解之意的回答，郭嵩焘一时语塞。
自己刚出使时所发生的那些事，此时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郭嵩焘倾心西学，在国内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中国向英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外交”观却并无改变，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还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情绪强烈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奋，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家。
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慈禧太后亲自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郭嵩焘的辞职之意才彻底打消。郭嵩焘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郭嵩焘到达伦敦后，立即将自己几十天的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甚至要求将书毁版禁传！
自己只不过写了一本介绍西方风土人情的书，就招来万夫所指，而刘锡鸿那天甚至扬言要上折子参劾自己，郭嵩焘很难想象，刘锡鸿的折子真要到了京里，又会掀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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