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宇是朴诚之人，我若是因此见怪，那便太过不近人情了。”张佩纶微微一笑，举手向林义哲揖了一揖，一句话便将此段尴尬轻轻揭过，让林义哲不由得不佩服张佩纶的言辞得体，恰到好处。
“早从陶士兄处得闻幼樵大名，今日得见，不胜欣喜之至。”林义哲道，“我一直想去拜访幼樵，只是因我已然有‘鬼奴’‘洋妖’之名，贸然前往，怕给幼樵添麻烦，是以一直未能前往，还望幼樵见谅。”
“呵呵，那些无识之人的闲言碎语，鲲宇尽可不必理会。”张佩纶笑道，“象张某今日前来拜访鲲宇，传将出去，背后议论者定当不会少了，张某只是随他们说去罢了，毕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是他们说得算的。”
“幼樵所言甚是。”林义哲听了张佩纶的话，眼中闪过一丝敬佩之色。
虽然身为清流一员，但张佩纶的胸怀风骨，的确不是那些个“乡愿”所能比的。
回想起原来的历史时空中张佩纶的经历，林义哲在心中暗自感慨不已。
张佩纶为“清流四谏”之首，23岁进士、34岁御史、35岁为总理衙门大臣，俨然已是“北清流”中可承接军机大臣、同治帝师李鸿藻衣钵的政治新星。只可惜36岁时遭遇马江之败，身败名裂。此后数年流戍，回京时已是孑然一身，幸得李鸿章收留，并以爱女许之，从此由清流而变淮戚，更成了继薛福成、周馥之后的李鸿章幕中第一智囊。
张佩纶与李鸿章，既有故人之情，又有翁婿之意，更是李鸿章幕府里能够赞襄机密，甚至影响李鸿章对于事情的分析判断的关键人物。
马江之战乃是张佩纶一生事业由盛转衰的折点，昔日的“清流四谏”之首，会办福建海疆大臣经此一败，立时成了个活在当下的赵括马谡。就连他后来以谪戍之身娶李鸿章幼女菊藕时，还有人以“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东席就西席，张佩纶不是东西”之对联讥讽。
尽管如此，马江之战后的张佩纶，与友人谈及马江之败，却总是心平气和，如此坦荡心境，亦非常人所能及！
而现在，尽管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林义哲已经从张佩纶刚才的话中，得到了对于张佩纶的新的观感。
李鸿章和自己一样，无疑是个极为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这从他那句著名的“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两件济世安民大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就可看出一二。
而张佩纶则是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就林义哲看过的关于张佩纶的历史记载而言，这位昔年的清流名士无论春风得意还是仕途坎坷，都始终不改其在儒家传统道德上的坚持，无论是当年初入御史台时以一管狼毫向涉嫌贪腐的户部尚书王文韶发起的挑战，还是后来庚子国变后单骑北上重入李鸿章幕府以“累画勤王和戎之策”，也都是出于对儒家传统的“家国至上”思想的坚持。
而李鸿章之所以对张佩纶倍加欣赏与爱护，固然有当年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并肩战斗的情谊在，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张佩纶“实心任事”的人生态度的赞赏，以及对张佩纶“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的心有戚戚。
理想主义者张佩纶所追求的“家国天下”，恰恰与现实主义者李鸿章所奋斗的“济世安民大事业”相互重合，这恐怕才是李鸿章终其一生都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根本所在！
“鲲宇锐意进取，实心任事，办理洋务不避毁谤，我等所不及也。鲲宇切莫为此骂名介怀，须知百年之后，当有识得鲲宇之人。”张佩纶语气诚挚的说道，“正所谓‘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为了经世济民的大事业得成，忍一些让一些退一些鬼一些，哪怕坏一些，又有何不可？”
听到张佩纶如此出言安慰自己，林义哲的心中升起一丝暖流。
此时的他，面对张佩纶，竟然有一些相识恨晚的感觉。
林义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张佩纶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俩在这件事上，却是有着相同的看法，即人生的意义更多的在于目的的实现，而手段和原则却都是服务于最终结果的。和眼前的一切相比，未来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听君一席话，这数日郁积之闷气，全都散了。”林义哲笑了起来，“清流诸君子中，真知我者，幼樵也。”
“鲲宇不必客气，”张佩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今日张某前来，便是欲就这洋务，向鲲宇讨教一二，少不得也要当一回卖身事鬼之人了，呵呵。”
“讨教不敢，幼樵但请放言，林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林义哲道，“昔日文博川中堂点评清流诸子，以幼樵兄为才智第一！今日一见，方知文中堂果有知人之明，幼樵兄君子坦荡，林某佩服。”
他此时的敬佩已是全然发自内心。
1884年的马江之败，更多的是因为当年“甲申易枢”后新上台的一干军机大臣们在涉外事务上全无经验，却对身处前线的张佩纶和福建船政水师横加干预——仅仅是其所发出的“彼若不动，我不先发”一道指令，便缚住了船政水师的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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