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粗暴！
这就是朱由校应付天津粮商哄抬粮价的方法，宁可杀错也不放过。以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解决竞争对手，才能迅速稳定局面。
查抄活动还在继续，不仅粮铺被打上了封条，那些粮行的仓库同样也被打上了封条。
很快曹金玉也亲自赶往天津，帮助处理善后事宜。
那些粮行的粮食，很快就被统计、移交给了济民粮行。济民粮行的粮铺很快就开张了，将查抄来的粮食，以每石1两的价格进行零售。同时张贴了一张告示出来。
“天津粮商囤货居奇、哄抬粮价，以至粮价上腾至每石四两，圣上体恤百姓不易，特命锦衣卫查抄奸商囤积之粮，以平抑粮价，但凡查抄粮食，每石止售一两，每人限购半斗。”
这张告示张贴出来之后，百姓纷纷拍手叫好，很快就将济民粮行的粮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为了避免那些权贵吃进低价粮，所以现场每人只能买半斗米。当然，老百姓把米拿回家之后还能过来再买。如果有权贵、商人想要大量吃进低价粮，操作就会比较麻烦。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老百姓总的还是能买到低价粮的。
一番查抄，济民粮行获得了将近15万石粮食，而且把竞争对手全部逐出了天津市场。这15万石粮食毕竟是查抄来的，低价卖掉也不心疼。
天津粮商自然是损失惨重，特么的这是皇帝还是强盗啊？
普通老百姓自然是拍手称快、欢天喜地，可是这些粮商，以及权贵们却是咬牙切齿，把皇帝咒骂了千万遍。
那些文官们，也一个个奋笔疾书，抨击皇帝的强盗行为。就如同当初他们抨击万历皇帝的矿税一般，一道道奏折如雪花飘舞。
皇帝开设的税务局，就是他们的抨击核心。
皇帝把税收绕开他们，这就意味着文官们无法从中截留了。一些十分‘廉洁’的东林党人，同样一个个如同吃了春药一般，大力反对皇帝绕开文官集团进行征税。东林党确实不贪，但是他们治下的税收多数‘飘没’了。这种飘没的意思，就是不征税。不征税也就意味着利益输送，输送给谁了？自然是输送给经商的亲属，或者其他官员的亲属。
亲戚家赚了钱，还能少了他们么？
明末时期，这种分工极为明确，商贾之家如果有两个儿子，可能一个用来继承家业，一个则用来考取功名。兄弟二人紧密合作、振兴家族。
大体上江南繁华地区，家族势力是最为普遍的。而在福建、广东一代，这种全面开发历史不是太久远的地区，则是宗族势力比较主流。宗族的发展，首先要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
家族的形成，大多都需要富贵最为支撑。一旦败落，或者某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过世，就可能会分家。
东林党的很多官员，本身就是出自富裕的商贾之家，自然看不上官场上那点小钱，所以他们不用贪污，只需要进行利益输送就行了。
大明的法律中，这种飘没行为显然是个空子，不用受到制裁。
因而皇帝一旦绕开文官集团，自己派人收税，马上就会捅了马蜂窝，一群官员就会纷纷拿起笔杆，大肆抨击。
万历时期大明经济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盛况，说是盛世也未尝不可，可在这些文官笔下，却变成了民不聊生。
不过这些文官，也仅限于动动笔杆子。而普通老百姓，他们基本上不会和这些文官一起掺和。
在明末当皇帝，脸皮一定要厚。
朱由校面对如雪花飘来的奏折，突然有了兴趣，在养心殿拿了几本出来欣赏这些学八股文出来的官员文笔。
“记下，把名字全部记下。”朱由校神色乐呵呵的，对一边侍奉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钱国兴说道。
钱国兴也是朱由校从内书堂提拔的太监之一，与李朝庆分别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
明代的太监名字都很讨喜，什么进忠、朝庆、国兴，别以为没用，如果一份名单放在皇帝面前，皇帝也许就看这名字顺眼，就提拔上去了。所以内书堂的那群太监，经常都会给自己改一个讨喜的名字。
“是，皇上。”钱国兴立即开始了分类、登记，但凡那些反对征税的官员，名字全部记录在案。
会上这样奏折的官员，意味着他们是既得利益中的一份子，或者是服务于既得利益群体的走狗，日后可以慢慢清算。
如今朱由校越来越感觉太监好用了，因为太监没人权，自己可以说杀就杀，文官可不一样。这些太监就算是贪污受贿什么的，查抄了也能挽回损失。于是朱由校又往税务局里，增派了太监进行监督，东厂和锦衣卫又互相监督，同时还监督这些委派到税务局的太监。
而且太监和皇帝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就算是税收被贪污了一半，起码还有一半能收上来，如果换成官员，崇祯年间浙江茶税甚至出现过15两的情况，而在天启年间，浙江每年能上缴茶税二三十万两。
你要说官员贪污，人家没有贪，只是飘没了，没有征收而已。
随着资本家对政治的渗透，让这些官员去主持税收，连一半的税都收不上来，税收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此时京营已经初步训练出来了，朱由校已经可以开始考虑，走武装收税的路线了，从而到处设卡，以遏制商品经济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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