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董卓宴席上见到崔颂, 貂蝉就想找他一问究竟。如今接到戏志才的嘱咐，她再也按捺不住，将崔颂约到他们的“根据地”，把甘姬与李儒的事掐头去尾地讲了一遍。
她照戏志才的意思, 特意隐瞒了他的存在，只说自己是无意中得知的。
崔颂听后，不由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早猜到甘姬逃离后，既不敢投奔刘耀, 又不敢独自一人离开长安，只能在长安城内徘徊。已做好应对的他, 低估了人性之恶。
想来又有些懊恼, 如果当时不是刘曜突然上门，他根本不会给甘姬逃跑的机会。
崔颂毕竟不是李儒。作为法治社会长大的三好青年，在他的潜意识里, 杀人是犯法的。罪犯应当交给执法机关处理。如果遭遇了生命危险，反杀, 那叫正当防卫, 否则就是防卫过当，甚至蓄意谋杀。
因而在消除隐患与杀人灭口之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半点后者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他却忘了这是古代。
甘姬的行为虽未给他造成实质的影响，却不啻当头一棒。
“要规避怪物的伤害, 难道要把自己也变成怪物吗？”
他有些迷茫。
幸而, 因为他的防备, 参与王允的谋划也好，去见董卓也罢，从来没让甘姬几人知道。因此甘姬哪怕有算计的心思，也缺少了发挥的余地。她陷害他的行为，反而打消了李儒对他的怀疑。否则，要是甘姬假借他的名义在李儒那兴风作浪，李儒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身为主人的他。
貂蝉说完正事，忍不住道出她挂怀了许久的问题。
“公子怎么会出现在董卓的宴席上？”
为了不让貂蝉担心，崔颂同样做了隐瞒，没有将刘曜的那一部分告诉她，只说自己正想打入内部，就托人说项，与董卓见了面。
可即便崔颂一派胸有成竹的模样，貂蝉仍有些忧愁：“公子何必参和……董卓暴虐不堪，在他跟前露了名，只怕讨不到好。”
她说的很委婉，中心意思就一个：与董卓打交道太危险了。
崔松安慰她：凡事不能只看表面。过了明路很多事能方便许多。
想了想又道，入了董卓的眼皮子底下，未必就有危险。在背后小心谋划也不一定安全。例子就是王允与许攸。他们一个每日与董卓打交道，一个躲在背后出谋划策。结果，王允加官进爵，而许攸却被抓起来了。
貂蝉这才舒展眉眼，又与崔颂说了董卓府上近期的小道消息，起身告辞。
崔颂回到驿站，发现郭嘉已经醒来。
郭嘉见他面色有异，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崔颂叹了口气。因为郭嘉在他心中多少有些不同，是除了另一个崔颂以外唯一能坦露些许真实心思的人，就把事情简略地提了一提。
郭嘉听了他的话，一针见血地道：“子琮如今所纠结的，可是甘氏险些造成的恶果？”
崔颂顺着这个思路考虑，觉得如果仅仅是甘姬逃跑，他未必会如此纠结。反而是甘姬的死讯，非但没有让他觉得高枕无忧，反而徒增烦恼——他的思维方式与三观似乎并不适合古代的生存法则。
郭嘉听了他的困扰，问了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若是你在发现甘姬背叛后，第一时间将她处置了，如今的情状会是如何，你现在又是何种感觉？”
崔颂先是不解，待仔细琢磨，他终于回过味，明白了郭嘉的意思。
诚然，他若是能狠下心，将甘姬灭杀……或许能省些事，但总归是弊大于利。首先，他心里未必好受——即使为了自保，他也做不到不把人命当回事。其次，诛杀甘姬，他就能杜绝各种危险，躲过所有的明枪暗箭吗？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罢了，还可能会因为粗暴的手段而留下无数隐患。好比董卓，杀人无数，却不曾有一日安生。
“人生在世，直意以畅怀，曲意以生计。既然结果不会比现在更好，子琮又何须徒添烦恼？”
人违反自己的意愿是为了过得更好。既然不能过得更好，那就该顺从自己心意，率性而为，否则不是找罪受吗？
听着有点像歪论，但又有几分道理。崔颂如若醍醐灌顶，再不纠结这些细枝末节。
他感念郭嘉的另类安慰与开导，又说了几句，不知不觉地论起了“灭董”之法。
“诡道之四：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1]”
郭嘉的思路是这样的：在双方差距悬殊的情况下，首先要转换双方差距——即毁灭对方优势，增加己方优势；增加对方劣势，削减己方劣势。
董卓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执掌了朝政大权，且武力值强大，兵员强悍，经过这几年的抢劫，银、粮、威望都不缺。
而董卓这人的劣势也很明显，外表宽厚，实则刚愎，义气有余而驭下水平不足，一碰到事就想着杀人，做事简单粗暴。
既如此，不如先想办法架空他的权力，让他无兵可用，无力可使。
所以离间计在其中的作用确实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如果能里应外合，让董卓众叛亲离，那一切都将变得明朗。至于操作思路，正所谓天欲其亡，必令其狂[2]。他们可以利用董卓性格上的弱点（多疑，自大），加以放大，诱他入陷阱，自己把亲信或远离，或处置，或夺走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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