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上，应该教给学生什么知识？”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儒家典籍，像《大学》、《论语》、《孟子》等都是很好的教材。”
除了卫朔外，其余三人都是儒家传人，自然一口一个儒家。别看魏晋以来儒家式微，但儒家拥趸并未减少，各地都有不少大儒隐居避世，专门开馆收徒，传播儒学。
“儒家典籍自然是要教的，但我以为不能光教《大学》《论语》等典籍，还应传授给学生新的思想。众所周知汉末魏晋以来，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反倒是黄老之学、佛教等其他学派逐渐活跃起来。”
听卫朔如此说，杨、姚、尹三人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不过他们也都清楚此言非虚，故而也没有轻易出言驳斥。
“朔一直以为，任何学问都应当与时俱进，不断随形势变化而改进发展。就拿儒学来说也不是一成不变，例如前汉武帝时，董子便是吸收了别家学说，重新整合后发展成新儒学。”
“而眼下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民族存亡悬于一刻，当此之时儒家必须拿出破釜沉舟之魄力，结合新的形势再次进行整合、革新，如此方能浴火重生。”
“可……可，唉！其实我等也知儒家目前步入了绝境，只是我等并无董子才能，如何敢轻易更改圣人教义？万一引入歧途，日后万千学子岂不要因我等而万劫不复？”
其实一直以来众人对儒家都有个误区，认为儒家都是保守的、落后的，其实真正了解儒家的人都知道儒家从来就不会固步自封，很懂得‘与时俱进’，甚至为了迎合‘异族’统治者连“入夷则夷，入夏则夏”这种专为捧异族臭脚的屁话都能发明出来。
由此可见，儒家的革新之心从未熄灭，只要有机会他们机会见缝插针，见风使舵，然后重新崛起立于天下。
正是知道了儒家这种尿性，卫朔才主动引导这场变革，期望将儒家引入正途。
“其实说起来要改良儒家并不难，首先我们需要明了儒家的缺陷在哪儿？”
说到这儿，卫朔郑重地向杨翰、尹景、姚皓拱手道：“诸位，如今我等是在替儒家谋划日后百年乃至千年格局，朔希望大家能够开诚布公，不要有什么忌讳，只有将儒家存在的缺点全都找出来，然后加以改正，才能让儒家有更好的未来。”
“罢了，罢了，连直元一个小小的后生都敢破旧立新，老夫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说起来自董子之后儒家当政以来，最大的缺陷便是过于重德，这并不是所道德不重要，而是德行被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
“如此一来，众人只知追求虚名，而不修实务，导致各地官吏皆是夸夸其谈的书生，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治理地方、发展民生。”
“而过度拔高德治又导致了法治松弛，因为儒家子弟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以至于当儒家伦理与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前者竟可凌驾于后者之上。”
“后汉末年复私仇之风盛行，其中替父报仇，为友复仇，都因符合儒家孝、义观而受到普遍称扬，有的地方官吏为免这些人的牢狱之灾，甚至不惜弃官以私自释放之，如此下去国家岂有不崩坏者？”
“事实上，儒家并不排斥法治的作用，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荀子都曾提出过应礼法兼施。”
“只是董子的新儒学虽吸收了部分法家思想，但并未重视法家思想。”
“若是日后做出变革当将法治思想提到与德治并列的地步。”
“第二个缺陷就是重虚名而轻实践，这就造成了名实相乖，实际与理论不符！儒家缺少实践精神，日后修改儒家当知行合一。”
姚皓不愧是宿儒大家，评点起汉以来儒家得失弊端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听得卫朔两眼放光顶礼膜拜。
既然姚皓开了头，杨翰、尹景二人也就不再藏着掖着，顺着话头将儒家弊端分析地十分透彻，以至于最后三人都不禁感叹：“如此天下沦落至此，儒家至少得负一半责任。”
“三位无需如此，天下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不光是儒家的责任，是方方面面各种矛盾积累后总爆发导致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华夏而言未必不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机会。”
“话虽是如此说，但老夫心中仍然是隐隐作疼！而且我们只是找出来儒家的缺陷，还没有找到改良的办法，这才是最难的。”
“是啊，事情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杨翰感叹道。
“诸位请看，这是小子从域外带来的儒学著作，大家看看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说着卫朔将从手机中抄录下来的明代王阳明著作的《传习录》奉上，此书记载了阳明先生的语录和论学书信，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
原本姚皓、尹景两位大儒对出自蛮夷之地的著作颇为不屑，待仔细研读后方惊为天人。
卫朔将王阳明的心学拿出来也不是不得已，首先这是他在现代唯一认真了解过的儒家思想学派，对此是知根知底，不至于被当前的儒生带到沟里去；其次，虽然以现代观点来看王阳明的心学观点仍有不少缺点，但将其放在数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具有很大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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