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南方农民起义峰起云涌，高宗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李纲建议由：定国军承宣使韩世忠率领10万大军进剿，并要求招安为上，进剿其次。见李纲又在安排自己的人建功立业汪伯彦急了，心想这韩世忠夫妻的兵马英勇无比，屡次胜仗，他与李纲、宗泽关系非同一般，对李纲可以说是惟命是从，这次进剿胜利，必是大功一件，怎么能让李纲一人独吞呢。
于是他连忙向高宗进言道：“我认为三省农民起义，虽说人员不多，但有燎原之势，必须重拳出击方可为好，应派张浚统领10万兵马同韩世忠兵分两路前去镇压。要御外侮，必先安内，事端解决了，家里稳定了，才能放心地去赶走外敌。”汪伯彦怕高宗迟疑就向一边的黄潜善使劲眨眼睛。而黄潜善心里有自己的想法，虽说汪伯彦把李纲的奏折分析的条条是理，可李纲毕竟是自己强烈要求高宗让他返京的。在说自己从一开始就处处有肘于他，使他无法工作，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啊！自己左右为难还不如找个托词算了于是他说道：“军事上我没有发言权利，还是由皇上定夺吧。”
黄潜善把这个球直接踢给了高宗，让高宗来拍板。高宗觉得汪伯彦的话在理，内乱一定先平，才能合力对外。于是他说道：“汪卿所言极是，两路大军需尽早起程，前去平乱。”李纲觉不妥，今日三省义军，虽有燎原之势，但还不足以对朝廷构成威胁，如若全力镇压，金兵一定会乘虚而入不可为也。”高宗哪里听的进李纲的话，他看了看汪伯彦，见他使劲地对自己使眼，就忙着说道：“就按汪卿两路大军计划，此事不得再议，散朝。”李纲万般奈何，只能摇头而退。
退朝后汪伯彦满肚子的气，自己白给黄潜善分析了他的处境。于是，他便差人叫黄潜善来到自己府中问原因何在，黄潜善也正有此意，想和这位结拜大哥说说自己的苦衷，知道结拜大哥要问罪了，自己就赶忙说道：“大哥实在不好意思，没有向着你说话，我也是无奈之举啊，要知道我一边要陛下叫他回京领导抗金，一边又总是给他设置障碍。与理说不过去啊！”
“弟啊，我知道你的苦忠，你说现在还有路可走吗？他能听我们的吗？我们不是一路人。若他的计划成功，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你是知道的，他不会为你改变思想和理念的，我们同意他回京，目的就是一个，利用他的抗金威信组织拥护自己的勤王兵马，我们现在的兵力不足以对抗金人，就是和金人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一旦兵力雄厚李纲绝对不能留在朝廷。他在朝廷对高宗帝位都是巨大威胁。所以你一定要放下那妇人之仁，和他断裂，否则将会后悔不已，死无葬身之地。”黄潜善怕汪伯彦生气便连忙应允，可他真不想这样，自己觉得还是应当试试，让他和自己一同辅佐高宗皇帝。
于是他对汪伯彦说道：“感谢大哥这么久一直照顾和关心我，我也知道大哥说的是正确的，我经常梦里都看见钦宗回来为帝，责问我为什么欺骗他，背叛他。并且要砍我头，诛我九族。我能不怕吗？可我和李纲同出一师，又是同乡，还粘了点亲，像这样能在同一朝廷共事多难，况且我的老师临死前嘱咐我要携手进退、相互关照，我这样做怎么对的起先生啊！”他会这样为你想吗？他一心就是要迎回二帝，别存有幻想了，你是知道的，高宗只不过是在利用他而已，谁阻挡他为帝，谁就没有好下场的，小弟是个聪明人不需要我再次点拨了吧。”黄潜善听出汪伯彦的语气是真的生气了，便默不作声地点下了头。
李纲一面派人组织勤王兵马，一面派人招抚农民军，并且要张所、傅亮，做好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的工作，防金兵南下偷袭。现在就希望韩世忠和张浚能尽早招抚或者镇压起义军，然后迅速班师回朝。因为时不待人啊！金人已经磨刀霍霍随时进攻中原了。只是等待更好的时机，对金人来说他们不怕宋军的兵力多少，而是怕这兵马最后由李纲和宗泽等主战人士指挥，那样的结局就很难预料料了。完颜晟在抓紧实施他的离间计划，自从赵构上次放金军逃窜人员之后，他就叫人专门研究赵构等人的目的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近来前前后后所为，他觉的离间之计定会成功。
一边是金兵的虎视眈眈，一边是三省的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其中就数福建的农民起义军发展最快。福建的三明境域暴发了一次震撼全国的农民起义。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的首领叫晏梦彪。晏梦彪绰号晏头陀，宁化县人。南宋时期，福建内陆食盐实行官方专卖。地方官员利用掌握食盐专卖的权力，弄虚作假、从中牟取暴利。他们往往以高出原盐价格数倍的金额，强行“计口敷盐”。而且向民众出售食盐中还掺以灰土，不堪食用。因此，民间贩卖私盐活动十分普通。
官府为了强制推行官盐制，颁布了十分严苛的《盐法》，并且把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去贩卖私盐的贫苦农民诬之为“盐寇”，加以缉捕，每年因贩私盐被判罪的达数万人。绍定元年，晏梦彪集合数百名走投无路的盐贩，在宁化南部的潭飞磜举行武装起义。南宋朝廷得知晏梦彪起义的消息后派福建左翼军将邓起率兵前往镇压。邓起军在途中遭到农民起义军的伏击，溃不成军，连邓起也被起义军杀死。起义军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千人，连续攻破宁化、清流、莲城（今连城）等县；并且兵临汀州（今长汀）城下。在第一次军事围剿失败后，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王居安向朝廷奏明：福建内地“土瘠民贫”，(《宋史王居安传》)贩盐难以尽禁，建议朝廷以招抚为上。于是，朝廷授命王居安“专任招捕”。王居安派人前往起义军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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