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他国的侵略不过是对那个乱世的推波助澜罢了。上海是时代的中心，却又脱离于那个时代而单独存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习惯于用报纸了解时事的风云变幻，可最终回过头来，最关心的还是生意买卖、摩登潮流，以及自己的小日子，毕庆堂和谭央便是这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员。
对于学西医的医学生来说，解剖课是一个转折，从此迈过、由此开去便是另一番境界，是破茧成蝶的过程。
这一年十一月，初冬的晚上，毕庆堂把睡着的女儿小心的放到床上，随即来到书房敲了敲门笑着倚在门框上，“大学士，该睡觉了，时候不早了！”伏案用功的谭央抬起头，愁眉苦脸的合上了书，靠在硕大的椅背上，“哎，下周一就开解剖实习课了？”“嗯？”毕庆堂投去问询的目光。“看真的死人的尸体，我，还是心里犯嘀咕的。”谭央有些难为情的说。毕庆堂哈哈一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怕呀？怕就不要去了。”
谭央没理他，泄了气似的低着头将书收好放到书包里。毕庆堂来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笑着轻声说，“没什么，有了第一次就好了，反正我是看惯了、不怕了，这世上根本就没鬼神，你记住就是了。”谭央点了点头，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毕庆堂狡猾的笑了，对她说，“你猜不到！”两个人相视而笑，相处久了，有些话不用问不用说便了然于心，这便是默契了。
毕庆堂掏出香烟装上烟嘴，慢悠悠的点上烟，轻声说，“那一年腊月里，我十岁，喽啰说有笔大买卖，我父亲和几位叔叔就下山去了，我等了很久，后来趴在聚义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再醒来就是大半夜了。四周黑漆漆的，喽啰们全都回屋睡觉了，从他们住的房子走过能听见高高低低的鼾声，唯独，不见我父亲和几位当家的叔叔。隐隐约约的，我能看见后山的林子里有松油火把的亮，我循着羊肠小道往那边走，都快冻僵了才走到跟前。”
“我们的父亲、你表叔、陈叔、老马，还有许二叔，他们六个人在一个大坑前，谭叔叔坐在坑边喘着粗气，许二叔正往坑里泼着煤油，坑里有好些尸体，有人的、有马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死了的样子和睡着是不一样的，死于非命，真的很难看，他们都穿着绸缎的衣服，红的、绿的，被煤油泼湿了，松油火把照着，显得特别的鲜艳。我父亲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坑里，腾的一下子，火就烧起来了，一向温文尔雅的谭叔叔当时疯了似的喊，你们都不想活了吗？我被那情形吓哭了，大家才发现我，谭叔叔回过身背起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那个场景、那个味道、那种诡异的气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连着一个月做噩梦，总是那晚的情形。经了那次，再后来走南闯北我再也没被什么吓到过。”毕庆堂眯着眼，眼睛没了焦点，想着属于他的故事。谭央在他身边坐下，手放到他的手上，“那是哪一年的事？”“慈禧太后死的那年。”毕庆堂不假思索的回答。“噢？一九零八年？父亲说他就是那一年离开山东来到同里的。”
一周后的一天，下了学，谭央捧着书走出校门，毕庆堂背着手站在校门口。“咦，大哥你怎么来了？”“怎么样，第一次见死人，怕不怕？”两个人相视一笑，毕庆堂伸手去拿她怀里的书，“走吧，”说罢挽起她的手，夕阳的金黄色余晖照到他深灰色的双排扣西服和她黑黄格子的棉布旗袍上，出奇的舒心熨帖。
1932年国民政府为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计划改为由东向西以利长期作战，并将国际社会的视线引向中日冲突而在上海主动发起了一场战役。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沿上海租界占领淞沪铁路防线，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31日，日本援军抵达上海。也就在这天清晨，毕庆堂将还在睡梦中的谭央叫起来，他们抱着女儿下了楼，家里的两辆小汽车等在楼下。毕庆堂和陈叔带着几箱金条银元坐在前面的车上，谭央带着女儿坐在后面放生活用品的车里。车灯在厚重的晨雾里打出柱形的光，弥散在上海这个并不安宁的清晨中。
言覃盖着鸭绒被躺在谭央的腿上，匆忙中，她手边只拿了一本《西医药理学》打发路上的时间，她不知道毕庆堂要带着她和女儿去哪里，大家都在议论当局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可有这样一个做惯了强者的强势丈夫，她的担心倒成了杞人忧天似的多余了。
刚从上海出来的路上，就遇见了一排排装着军人的军用卡车，战前的公路是紧绷着的千钧一发，一触即发。巡逻的吉普车将他们的车拦下来盘问，都是毕庆堂在前面应付着，坐在谭央前排的随从手中握着枪，丝毫不敢懈怠。车又开了一阵，路上逃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还有一些因战乱天灾而无家可归的灾民。毕庆堂下了车，坐进了后面谭央的车里。
谭央看着坐在她身边的丈夫，觉得心也跟着踏实了起来。“东西都在前面呢，你怎么跑到这个车里来了？”毕庆堂笔直的坐着，右手在衣兜里始终没拿出来，警觉的盯着车两边的人群，“这无法无天的年月，灾民发起狂来，抢了钱倒是其次，”说着他踢了踢座位下面的箱子，“抢走了奶粉饼干，囡囡吃什么？兵荒马乱的，金条算个屁！一家人在一起，有口吃的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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