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上海早就有华商银行的办事处，这次所谓的开到上海来，是要把上海办事处扩大为华东区最大的华商银行，总管华东区所有其他的分支机构。人选也已经选定，他就是宋汉章。
宋汉章和张嘉璈在国内银行界一举成名，起因于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对抗北洋政府“停兑令”的事件。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为对付南方革命党，连年战事频仍，军费浩大，军头们不信钞票，要求以现洋支付。北洋政府一直将中、交两行视为自家的印钞机，要求垫支各种财政支出，导致发钞过量，影响银行信誉，也损害了股东利益。1916年袁世凯取消帝制时，两行已累计发行钞票7000余万元，库存现银仅2000万元。5月间京、津两地发生提存挤兑，库银告急。交通系财阀梁士诒主张停兑现银，并密谋将中、交两行合并。同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顿时震惊朝野。
有操守的银行家，视信用为事业之生命，一旦遵命停兑，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创，对银行则无异自戕。停兑令下达前，各地中行反弹激烈，纷纷表示不愿陪交行自杀。宋汉章、张嘉璈密筹应急对策，决定公开抗命。二人分头行动，宋前往上海会审公廨谋求法律援助；张负责联络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称“南三行”）及外国银行。中外同业深知停兑令对金融业打击巨大，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决定鼎力支持抗命。
抗命行动得到著名实业家张謇等商股股东力挺，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郑重宣告：“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拒绝执行国务院和北京总行的停兑令，并公布五条办法：一、由股东联合会推选监察人到行监察，将全行财产负债及发行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再由外国律师委托宋汉章、张嘉璈二人继续营业；二、所发钞票，随时兑现，不得停付；三、一切本行存款，均届期立兑；四、政府以后不得提用款项，一切均按普通银行营业办理；五、将来商家如遭损失，均由本会向南北政府交涉。宋、张复电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为预防现银不足，还与外国银行订立了200万元的透支契约。
停兑令下达之日，各地交行皆遵命停兑，中行上海分行成为抗命的中流砥柱，门前出现了2000余人的挤兑大军，以后逐日递减，一周后风潮平息。宋汉章、张嘉璈的壮举保住了银行信誉，个人也成为业界英雄。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派徐恩元任中国银行总裁，北洋政府对上海分行抗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1916年12月，徐恩元为达到分化离间之目的，提出调张嘉墩任中行重庆分行经理，把上海分行襄理胡穆芗升任副经理。宋汉章认为徐恩元此举完全是对上海分行的报复，愤而提出辞职，以示反对。
结果，华商银行的总裁王姜乘机挖墙脚，把宋汉章和张嘉璈两人挖了过来，推荐给李默涵。李默涵大喜过望，把王姜狠狠地表扬了一番，然后任命宋汉章作为华商银行华东大区总经理。而有民国第一理财家美称的张嘉璈则被留在了督军府，出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张嘉璈一上任财政厅厅长，就开始大展拳脚，他首先梳理了一下山东境内的产业情况。
当时，投资企业的主要有两部分人，即在职官吏和拥有一定资金的商人或士绅。前者如北洋官僚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都曾以私人名义，经营山东中兴煤矿，获取巨额利润。后者如振业火柴厂创办人丛良弼，原为烟台贸易商人，他从贩运日本火柴活动中萌发了投资设厂的想法，于1913年以实收10万元的股金开办了济南第一家火柴厂。在职官吏投资兴办的企业，多因资金雄厚，生产量大，进而占据某些行业生产和销售的优势地位。由商业资本积累转而投资工业的商人，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常常需要求助于有职权的官吏。
不过，之前由于李默涵暴风骤雨一样地把山东扫荡了一遍，很多抗拒士绅、商人以及北洋旧官僚被镇压了，使得山东督军府的威信和执行力达到了顶点，政令从督军府发出，可以一直传达到村一级。有鉴于此，张嘉璈认为山东督军府可以采用政府集中报价采购和与洋商签订大宗购买合同的方法来保证广大山东商民的利益。
李默涵看了张嘉璈的建议之后，说道：“这种统购统销的政策与百姓希望能够用非常传统的价低时囤积，价高时再卖出的模式相冲突。”
张嘉璈说道：“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按照督军你的工业建设计划，我们需要购买大量的机器设备。不扩大出口的利润，我们哪来的钱？另外，发展纺织业需要大量的棉花和生丝，如果任由农民低价囤积高价抛售，那么工业还怎么发展？”
后世的经验告诉我们，统购统销制度正是适应了工业资金积累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了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所谓价格剪刀差，就是：采用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形式，从农民手中低价统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低工资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工业利润的条件，最后又通过工业上缴，集中起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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