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贫困受助是你一生中的重大机遇，贫困不是罪恶，这说明你勤奋好学，野鸡终于变成了凤凰，学生要是知道了应该以你为榜样才是。”
小A说：“我就是不想让学生知道我过去的状况，学生们知道了我的出身辉看不起我的。我的出身就是我的耻辱，我希望永远不再提起这段往事。”
记者说：“难道你也想把捐助人的名字从你记忆中抹掉吗？”
小A说：“他的捐助本身就带有羞辱性质，他为什么要把这事公布出来？他是把我们当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
受助人小B曾在感谢信中把玉京称为玉京爸爸，他现在又如何了呢？
如今小B在北京的一家软件公司上班了，是个高级技术人员。
小B冷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当问玉京赞助孩子的动机时，小B说：“他帮我是另有所图的，我是女的，我很漂亮。”
记者问：“从信里看，他好象没有见过你本人吧？”
小B说：“反正他是有所图的。我是接受过他的资助，但他有他的想法，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他这么做。”记者再次追问玉京应该是什么想法，小B说：“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人做事情都是有所图的，至于他图的是什么，只有他自己能说清楚。如果不是图我的色，就是想出名。现在你开跑到单位来采访我，就说明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记者说：“万一他死了呢？”
小B说：“别开玩笑了，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也不希望他死啊。”
记者又说：“万一他现在得了重病，希望大家帮助，你怎么办？”
小B忽然厌烦起来：“我太忙了，没时间。再见。”
这个记者绝对是个阴谋家，是个专门搞阴谋诡计的人。他毫不留情地在所有人的心灵上撒盐、浇辣椒水，甚至钉竹签子。这家伙先后采访了五六个受助人，将采访记录原封不动地登了出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报纸上出现了黑体字：一年前玉京已经去世了。虽然捐助还在继续，但仅仅是他的朋友为了履行诺言而已。至于公开玉京的事迹，是朋友对他逝世一周年的纪念，这是一个不可忘却的纪念。
这篇报道完全出乎记者的预料，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网上那些慷慨激昂的人忽然不见了，新闻之后再没有出现新的留言。街面那些议论纷纷的人，突然闭口不谈了，似乎这件事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据说那天的报纸卖得非常好，很多报刊摊都脱销了，但就是没有下文，没有反响，人们看了，人们就忘了。
记者实在想不明白，特地找我喝了顿酒。我嘿嘿笑着说：“这个事在人们理解范围之外，你把所有人的智商都愚弄了，人们抛弃你也是理所当然的。”
记者骂了一会儿街，忽然拿出面小镜子，对着自己的脸照了照。这家伙明明是个大男人，这是什么毛病？记者放下镜子说：“自从我采访了那些人，我就怕了。我找了面镜子，每天都得照几次，不照不放心。我怕自己变了。”
我惊讶地问：“变了？变成什么？”
记者摇着头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担心脸上长出东西，比如毛，比如痔疮……”
玉京从成名到彻底被人遗忘，仅仅是一个星期的事，就如水面上冒了个大泡。
第二篇报道出笼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这个名字。人们采取集体漠视的态度，是啊，他们不希望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玉京这样的人，因为大家都不喜欢照镜子，太麻烦。
据说观察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感，就得注意他是不是还会生气。如果面对不公正，面对不平等他还会生气，会愤怒，这个人道德观就比较强。观察一个民族是否还有道德感，就要看看这民族中还有多少人会生气。如果大家都不生气了，都平和了，这个民族就离挨打不远了。而麻痹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戕害这个民族中还会生气的那些人。长此以往，这个民族便和谐了。
我在粮库经历了几次粮食收购季节，逐渐的学油了。往往能在主任开口之前，把该干的事全部处理掉，把该挣的钱全部拿回来，当然这一点不能让领导看出来，更不能让领导直接开口。主任越发地喜欢我了，经常拉着我单独喝酒。有几次这老家伙喝得老泪纵横，口口声声骂他们家生了个小王八蛋。原来那小子把主任的银行卡的密码弄到手了，然后流窜到澳门，在赌场里大刀阔斧地为澳门人民贡献了三百万人民币的GPD。前几天那个小王八蛋回到北京，向老子发出了最后通牒，说，马上再拿出一百万来，这次一定会翻身。主任没钱了，急了，二人发生了争执，甚至肢体冲突。儿子牛烘烘地说：“不给钱，我就把你老底揭出来。”主任一来担心自己的光明前途，二来儿子终归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不能看着他自生自灭。如今他正打算是不是应该赶紧卖掉别墅，凑足银两。主任问我有没有需要别墅的朋友。我说：我哪有这么富有的朋友？后来我劝慰主任道：“别着急，马上就到季节了，卖粮食大批的，陈化粮大批的，弄它一百万不算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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