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松知道眼前这位可是党内的大人物。参加过五四学生运动，1920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1923年转为**正式党员，1926年与傅钟、邓老等赴苏联留学，1929年从苏联回国，1930年秋调中央苏区工作，曾任毛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红军总政宣传部长、红三军、红四军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长征时李卓然出任红五军团政委，参加遵义会议，痛斥错误路线，要求撤换领导，和其他同志一起推选毛主席同志领导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一四方面军四川会师后，奉命和叶剑英等同志一起到四方面军工作，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立西路军后，任政治部主任。
在后世历史中，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与李先念率领突围而出的残部向新疆转移，任西路军工委书记。回到延安后，任总政宣传部长，后来一直在西北局主管宣传工作。解放后，任中宣部副部长，接替刘少奇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院长。因患高血压被苏联专家做出‘估计只能活五年’的结论，主动辞去院长职务，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直到1989年，以90高龄病逝。
面对着亲身经历过我党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从不以功臣自居，对各种无端指责一笑置之的淡泊名利、襟怀坦白的长者，陈海松连忙说：“参谋长你太谦虚了，你参加革命早，经过的战阵多，论学识、论经验都是我的老师，能在你手下任职是我向你学习的好机会，请你一定多加指导。”
“咱们也别互相恭维了。那天听了你的讲述，对你的作战方式很感兴趣，你是怎么想到要那样做的呢？这不像四方面军的传统战法呀？”
“参谋长，在鄂豫皖根据地创建阶段，徐总指挥采取诱敌深入、运动中攻击分散孤立之敌、穿插偷袭、近战夜战等战术带领我们取得了很多胜利，红四方面军其实也是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中成长壮大的。我30年入伍就一直受这种作战方式的熏陶，并通过参加这样的战斗学会了游击战、运动战。直到32年张主席来了以后才很少或很小规模使用运动战，在李特的策划下，组织的都是军师级攻坚或阵地防御的战斗，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导致我们丢掉了鄂豫皖。
突围进入陕西、四川以后要扩红、要发展根据地，把获得敌人作战物资看得更重要一些，所以采用的还是大兵团作战方式。比如反刘湘六路围攻时，五个军全部上阵，在几百里的战线上占据要点，寸土不让，战火连天。反攻时也是全军压上，紧追不舍，一口气打了11个月，场面宏大、虽然我们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3万的代价，但取得了毙伤俘敌六万，缴枪3万，炮百门的辉煌战果。因此慢慢地部队习惯了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在大兵团范围内去作战，不太擅长独立指挥本部队在敌后或外围配合主力作战。”
进入河西以来，由于地形狭长，部队分散在各寨堡固守，被敌骑兵机动性限制，更是无法进行运动战游击战。古浪失利后，永凉地区我们也损失很大，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观察，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被动局面在于保守的阵地防御战略，要改变被动局面就必须像鄂豫皖苏区创建时期那样运动到敌后，通过运动战游击战打击敌人的运输线和指挥部，掐断敌人的粮食弹药供应，让敌人群龙无首。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出去执行救援任务，就大胆尝试了一次，没想到，敌人后方还真是空虚薄弱，战场组织混乱，漏洞很多，我们才得以取得了较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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