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代，斯塔罗斯京就已经和贝利亚结了一场恩怨。
当时，年轻的贝利亚特别喜欢参与足球活动，并且在1920年代的某一天，和斯塔罗斯京踢过一场足球赛。
最终，贝利亚这个业余的足球员，专业的肃反人员，被身为专业足球员的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大败，具体比分，只有他们俩才清楚。
这场比赛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比赛，更不是什么冠军大赛。但这场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却一直存在于贝利亚的心中，耿耿于怀。
此后，贝利亚在苏联的肃反体系里平步直上，并在1938年成为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而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则一直投身于足球运动，后来在共青团书记科萨洛夫的支持下，成立了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
贝利亚虽然在肃反体系里发展，但他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多年未曾减退。在1938年，他成为内务人民委员后，随即在内务部所属的迪纳摩足球俱乐部（包括莫斯科迪纳摩、第比利斯迪纳摩、基辅迪纳摩、列宁格勒迪纳摩和明斯克迪纳摩等）投放了大量的资源。
然而，贝利亚的投入，并没有带来什么效果。在1938年，6支迪纳摩球队，居然没有一支打进苏联顶级联赛前三甲，上届冠军莫斯科迪纳摩只能以第5名完成联赛；他的宿敌，尼古拉·斯塔罗斯京掌管的莫斯科斯巴达克则赢得了联赛冠军。
1939年，迪纳摩第比利斯终于为贝利亚争了点光，以第二名完成赛季，但莫斯科斯巴达克依然夺冠，而他重点培养的莫斯科迪纳摩却以第7名完成。
为了能够当年的一败之仇，贝利亚甚至不惜滥用职权，给斯塔罗斯京伪造罪证，意图把他赶出赛场，送到古拉格里面劳动。甚至在背后支持斯巴达克的共青团书记科萨洛夫，也遭到了贝利亚的清洗。
幸好，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并没有签署对斯塔罗斯京的逮捕令，让这个足球运动员逃过一劫，但3年之后，也就是1942年，贝利亚再次给斯塔罗斯京，以及其他斯巴达克主力球员伪造了罪证，而相关的逮捕令，则获得了他的党羽，中央书记马林科夫的签名。
逮捕令一发出，莫斯科斯巴达克的主力球员，还有斯塔罗斯京等球队核心人物，一夜之间被逮捕，送到了古拉格里面劳动。
在古拉格里面，热爱足球运动的古拉格指挥官给予他不少特权，获得古拉格内务军和其他囚犯的尊敬和爱戴。他在营里的工作，仅仅是教人踢足球而已。
直到1948年，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在刑期未满的情况下，被斯大林的儿子，时任空军司令的瓦西里·斯大林弄了出来，在莫斯科担任空军球队的教练，一度引发了瓦西里·斯大林和贝利亚之间的争吵。
经过一轮交涉之后，他被内务部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今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执教当地的球队。直到1953年，贝利亚被除掉之后，他才正式出狱，重新担任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会主席，兼任苏联国家队教练。
想起眼前这人的命运，曼图洛夫感到既佩服又无奈。佩服的是，他对足球运动的贡献，对于工人阶级的贡献，甚至感染了古拉格的内务军指挥官，让他在营里享有特权。无奈的是，作为苏联副总理的曼图洛夫，居然也没有避免足球英雄受害入狱的对策。
“斯塔罗斯京同志，您对我刚才所说的4-3-3阵型有什么看法？”曼图洛夫谦虚地，向斯塔罗斯京询问了自己的建议。
“这是一个偏重防守的阵型，4个后卫，加上3个中场，估计可以达到不错的防守效果，比目前任何一款通用的阵型更具防守力。
但是，这个阵型只有三个前锋，进攻力量比较薄弱，难以得分。”
“的确，和现在通用的五锋、六锋阵型相比，4-3-3的进攻力量的确不算太好。但在控球时，其实可以让其中两个中场投入进攻，造出六名前锋，发挥进攻效用的。防守时，也可以只让其中一个中场退守后方，留下两个中场在前面，准备反击。
如果球队上半场领先的话，您可以试试换上这个防受较强的阵型，保持领先优势。否则，如果保持现在的3-1-6阵型的话，攻力得到加强的迪纳摩将会很轻易地，突破薄弱的防线，得分，甚至可以逆转赛果。”
斯塔罗斯京仔细一想，觉得这个阵法其实可以一试，而曼图洛夫这个副总理说的话，他也不敢不听，“看看赛况进行得怎么样再说吧。”
比赛很快就开始了，进攻能力一向较强的莫斯科迪纳摩，首先得到了控球的机会。布置了五个前锋的迪纳摩，在几下传球、跑动之后，居然轻易地，突破了斯巴达克的防线，推到了斯巴达克的后场。
幸好，在最后的关头，斯巴达克后卫，尼古拉·斯塔罗斯京的弟弟安德烈·斯塔罗斯京把握了迪纳摩前锋索罗维耶夫的失误，用一下漂亮的铲球，从索罗维耶夫的脚下夺取了控球权。
正当安德烈·斯塔罗斯京要把球传给中场康斯坦丁·马里宁的时候，迪纳摩另外一个前锋伊林又从安德烈的脚下偷到了球，传给了瓦西里·特罗菲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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