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朱弁在谈煤炭时曾言：“今西北处处有之”［76］。北宋朝的西北就是指陕西路广大地区。元丰年间，沈括曾任职于陕西延安地区［77］，关于这一地区的煤炭情况，他说：“造煤（煤在此指制墨用的烟灰）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78］。这段《梦溪笔谈》“石油”一节的末尾这几句与石油无关的话不甚为人所注意，也有混为石油一谈的［79］；然而，这里所说的恰恰不是石油，而是石炭。沈括在这里借用洛阳道上的尘埃，来比喻延安地区朦胧的煤炭烟雾。并由这烟雾景象受到启发，欲利用煤炭烟尘来制墨。延安地区这一触目的煤烟景象也为当时其他诗人所注意。《鸡肋编》引一位无名诗人所说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80］。两座城在这浓浓煤烟云中若隐若现，类同于现代工矿厂区的烟雾，反映这一地区用煤的普遍。单凭民用炊烟还难以形成如此浓烟景象，必然还有手工业的生产用煤。元丰五年，朝廷在赐给该地的“边事用度”中，就有“工四千人，生熟铁五万斤，牛马皮万张”［81］。显然，这是送来此地制造兵器的工匠和原材料。四千个工匠在这里起炉开工，造成上述诗中形容的煤烟云雾，这就完全可以理解。
二十多年前，陕西铜川市西南黄堡镇发现了宋代耀州瓷窑遗址，遗址的火膛及灰坑内均发现有煤块［82］。考古界认为，耀瓷在北宋得到大发展，是同煤的使用密切相关，而铜川又是重要产煤区，为当时耀瓷的发展，解决了燃料向题［83］。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耀州也是北宋产铁之地［84］。
关于陶、瓷业方面的生产用煤，熙宁七年，《宋会要》还有这样记载：“勘会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增成六十万束，仍与石炭兼用”［85］。柴与煤炭兼用，这是开封官府窑务在北宋后期生产的燃料结构。开封窑务是专门生产砖瓦、缾缶之器以供朝廷的官府工业［86］。北宋末年，又发展出了著名的五大瓷窑之一官窑。官瓷窑的发展是否也象耀瓷的那样与煤炭有关？这还有待于研究。
考古与文献已证明了北宋个别的陶、瓷业已用煤炭生产。那么在其它产煤、用煤区，如著名的磁州窑，共名满天下的“磁器”，几乎取代了“瓷器”之名；河东路的霍窑、榆次窑等；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就紧连产煤区真定府之东侧；这些瓷窑在北宋木柴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是否也象冶铁手工业那样，就地利用了本区的煤炭资源？也有待于深入研究。就前述徐州冶铁业依赖于白土镇煤炭的发现，才摆脱了木柴危机而获得新生情况来看，同在白土镇而以其白瓷而名重一方的萧窑，“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87］，他们的兴衰命运大概也应与徐州冶铁业别无二致。而在上述产煤区还有一些以燃料为动力的手工业，如河东重要的制矾业、盐业，以及其它的金属手工业，是否也用煤？均有待研究。
四、时空坐标上的煤炭分布点
有宋两朝都不是一个尚于理财的王朝，而是一个精于发财的政府。大凡商品不论巨细皆有“住”、“过”之税。政府尚还利用禁榷手段，将赢利厚大的商品纳入官卖，独专其利。有关宋代煤炭的古文献中，其讲煤炭税及官卖的材料相对要多于其讲煤炭生产方面的材料。这一情况，一方而说明宋代煤炭不仅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而且流通量不小，利润很高，否则官府决不屑于一顾而宫卖。另一方而，靠着这些税收与官卖的记录，使我们对北宋煤炭的生产与使用情况得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找出个大概的轮廓。
先就河东路说，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十月诏：“如闻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驮抽税十斤，自今除之”［88］。此距北宋开国不过五十年，太原地区已经有了煤炭税的历史，大中祥符二年才下诏免除。可是此后不久，陈尧佐又“奏除其税”［89］。陈尧佐调知河东并州的时间是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至天圣五年［90］。那就是说在大中祥符二年免除并州煤炭税之后的十六年里，太原地区煤税很快又恢复了，所以才有陈尧佐再奏免之举。另外，根据庆历元年，张亢在河东最西北边的府州焦山利用“石炭穴，为筑东胜堡”［91］以拒西夏兵一事来看，府州（治所在今陕西最东北的府谷县）也是河东路的煤炭生产地。石炭穴就是开采煤炭的矿井或矿区。于是，见于明确记载的河东产煤区就有太原府、府州以及前文说到的晋、泽、石三州和威胜军。从历史地图上看，从河东路之最北一直到晋中、晋南的广大地区上都有北宋的产煤地。当然，实际情形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史书上谈这里的煤炭时，也常常是用“河东”这个泛称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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