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宋会要》食货50之4，职官42之53。
④《宋会要》食货50之27。
⑤《宋会要》刑法2之137。
“福建、广南海道深阔”，不象两浙路明州一带，是“浅海去处，风涛低小”，地理条件促使人们造较大的海船。①广东路地旷人稀，开发颇差，经济落后，故造船技术并不高明。船舶往往不用铁钉和桐油，“皆空板穿藤约束”，而以乾茜草填塞藤缝。②福建路人烟稠密，经济水平颇高，造船技术相当精湛。《三朝北盟会编》卷176记载：“海舟以福建为上。”当时称福建船为“南船”。③按北宋的惯例，遣使航海去高丽，不就近于北方招募海船，要“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顾募客舟”④，说明这两路的海船业居全国之冠。尖底海船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从文献记载看，福建和两浙都使用尖底海船，新发掘的泉州海船更提供了实证。南宋孝宗初，张浚的都督府下令“明、温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遭到明州造船者的反驳，说：“平底船不可入海!”⑤
由于造船业的发达，宋朝海运量也相当可观。南宋初，官府从广东路潮州发运三万石粮到福州，每一万石为一“纲”，共计前后“三纲”；而另一支船队则载粮直达温州。⑥另一回，又计划由广东“收籴”十五万石粮，“差雇舟船”，“运至福、泉、漳州”，结果广东直接把粮米输送临安，而“无陈腐湿恶”⑦。福建的海船数目更多，“纲运皆由海道”，频繁地“差雇海船”。为防江防海，将“福建路海船频年召募把隘，多有损坏，又拘靡岁月，不得商贩。缘此民家以有船为累，或低价出卖与官户，或往海外不还，甚者至自沉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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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50之18载，在明州一带海面使用的纫鱼船，不能用于福建沿海，须另造载重加倍的战船。
②《岭外代答》卷6。
③“南船”一词见《宋会要》食货50之30，刑法2之102。
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
⑤《宋会要》食货50之20。
⑥《宋会要》食货43之18，47之16。
⑦《宋会要》食货40之20。
是宋廷改变办法，将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上的海船，“每县各分三番”，一年“把隘”，“二年逐便经纪”，阔一宋丈二宋尺以下的船则负担纲运。①以上事例反映了私营海船场产量之高。
自唐以来，广州长期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泉州设立市舶司，已在北宋后期，上距开国达一百二十余年。但后来泉州的国内外贸易扶摇直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著名商港，应与比广州先进的造船业有关。从国内来说，如广西路的海南岛，“泉舶”就每年必到，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货物，与黎族人民交换土特产。②在国外，泉舶也乘长风，破巨浪，行驶于当时的天涯海角。最近发掘出的这艘远航归来的货船，就是介绍泉州造船业的无声发言人。
大海船不可能是家庭手工业或小作坊的产品，估计宋代沿海的私营船场应具相当规模。私营船场的性质缺乏记载，按当时的一般情况推测，使用奴隶劳动的可能性很小，而雇佣工匠的情况则不能排除。
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使宋代的造船技术有很大的进展。
首先，在海船上广泛地使用指南针和罗盘，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的《萍洲可谈》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宋的《诸蕃志》和《梦粱录》对此都有记述，此处不详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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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峰文集》卷5《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宋会要》食货50之13。
②《诸蕃志》卷下。
在动力方面，除帆和桨外，南北朝的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陈书》卷13《徐世谱传》说：“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此处的“水车”应即是后世的车船。李纲说，荆湖南、北路一带的车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似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①。南宋初有一种“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②。楫就是翼片，每轮有八个翼片击水。每一双翼轮设于船舷两侧，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船舱里的轴上当设有踏板，供人“鼓蹈”。估计踏车的发明与农田用的水车有关。飞虎战舰是小船，只两车四轮，每车两人蹬踏，即可“日行千里”。如果是三、四十车的大船，每车的蹬踏者恐怕不止两人。有的船还实行车、桨并用，在宋孝宗时，建康府就造了一种“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③。车船不能航行浅水，也未用于航海，其优点是速度快。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杨么军曾以车船痛击官军。在著名的采石之战，南侵的金军面对“迅驶如飞”的车船，只能望江兴叹。④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是近代明轮汽船的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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