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凶手隐匿无踪。
房正军在那几年里十分神经质，他走在路上，看谁都像凶犯。
房正军还记得接到报案的那个早上，那是二零零贰年的立秋。在接到电话之前，他已经有不祥的预感。
当时他已经调动去了芝川，电话是陈国华打来的。
“老房，你快来阿陵，出事了。”
作为前三个案|件的主要参办人员，房正军责无旁贷，报告之后就立刻驱车赶往阿陵。
连环杀人，还是那样的手法，已经是第四案了。这次的受害者是三口人，一对夫妻和婆婆。
房正军进了现场，头像针扎一样的疼。凶手把犯案现场打扫得这样干净，场面是那样熟悉。
他在嘲笑警方。
是的，你们抓不住我。是的，你们根本不懂我。
尸体已经开始膨|胀，房间内弥漫着臭气。房正军一言不发地戴上手套，检查每个房间，看看是否可以找到遗留的证据。这个房子是自建房，被害者全部集中在二楼的堂屋，房正军一点一滴地搜过去。
忽然地，他在尸臭里，闻到另一种奇怪的气味。那不同于死人的尸气，是一种活人才有的、便溺的气味。
厕所在一楼，这不是厕所传来的气味。
他循着这气味，满屋地打转，最后走到一个矮柜前面——太矮了，很难相信这里会藏着人，也许只是猫或者狗。房正军思量片刻，还是蹲下|身去，打开那扇门。
“……”
门里蜷缩着一个孩子，他在这个柜子里已经呆了不知多久，如果案发当时他就在这个柜子里，那么他已经在柜子里蹲了整整两天两夜。
他下|身实在肮脏不堪，薄薄的短裤上全是屎和尿，湿了又干，变成一条一条黄褐色的痕迹。人已经昏厥了，蜷在柜子里，像是死了一样。
房正军紧急地去试他的鼻息，又试他的脉搏——还活着！还活着！
他一把将这个孩子抱了出来，几乎张口就要喊“还有人活着”，下一秒，他闭上了嘴。
不能让人知道这孩子还活着。
因为凶手可能就隐匿在极近的地方。
他随手脱下衬衫，裹住孩子的脸，另一个人走过来，他们像抬尸体一样，迅速而小心地把这具幼小的“尸体”抬出了案发现场。
抬着这具“尸体”的另一个人，就是现在的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华。
这个叫做张小兵的孩子，是整个金川连环案中唯一的幸存者，也许亦是唯一的目击者。当时他只有十一岁。
他在武|警医院得到了救治，醒来之后，他既不说话，也不会哭，只是大睁着眼睛，向天花板发愣。
房正军耐着性子问他：“孩子，两天前的夜里，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告诉叔叔。”
张小兵似乎失去了语言能力，他“啊啊”地发出微小的声音，连转动眼珠似乎也十分费力。
当月，参办阿陵案的所有人员，达成了共识：保护证人，不向社会公开。
一旦让凶手知道这个孩子在世，那他恐怕要不计后果地杀人灭口——是的，这个孩子是一个绝佳的钓饵，但怎能用人的性命去钓取罪犯？
在往后的许多年里，这些人慢慢散落在人海，有些人不堪重负，辞职离开，也有些人停薪留职，之后就干脆下海经商去了。
金川案是他们心里抹不去的伤疤，是他们人生失败的标志。而张小兵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活着，就永远在鞭笞和谴责这些参办干警的良心。他们总在夜里想起，是自己的无能，让这个孩子家|破|人|亡。
没有人能忘记张小兵那时的眼睛，又大又黑，它原本应该充满纯真与欢笑，而他躺在病床上，像完全被抽走了灵魂。
生亦如死。
只有房正军和陈国华，依然留在岗位上。
凶案未破，永不言弃。
张小兵不能长久地留在医院里，医生和法|医给出的建议都是一样的：“他是心理性创伤，所以不肯开口说话。”
法|医则给出了更加明确的建议：“如果是为了破案，当然是越快让他说出实情越好，但如果为了这个孩子的健康考虑，还不如不要提这些事了。”
房正军要带这个孩子远离金川县，那里毕竟危险，熟人太多，于保护不利。商量再三，他把张小兵带到了自己所辖的芝川，安置在芝川福利院。
“怎么办啊，喂饭也不吃，游戏也不做，说话也不说，晚上一直尿床。”福利院院长头疼：“十一岁了也是大孩子了，这是不是弱智啊？”
院长真不知道房所长是从哪儿弄来了这个傻孩子，房正军不肯说，只是严厉地告诉他，这孩子十分重要。因此她只能委婉地抱怨：“这要怎么带啊，光是天天给他换床单就晾了一院子。”
房正军二话没说，次日，福利院就收到了二十张床单，和房队长的一张存折：“这是我一年的奖金，陶院长，无论如何，你帮帮这个娃娃，他太可怜了。”
……这说是私生子吧长得也不像，要说是两不相干吧，房所长也太疼这个孩子了。
陶院长无话可说，只是点头。
那半个月里，房正军每天都偷偷摸|摸地往城北福利院跑。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没有这样细心过。
不只是怜悯，还因为自责，因为愧疚。
他不知如何向张小兵开口去问。张小兵甚至无法接受他父母的死讯，他在福利院里发呆和打转，像是等待父母来接他回家，而他盼来的，永远只有房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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