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其历史知识并不缺乏。他记住了先贤们的“中国梦”。自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十字军就扛着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先进的文明”的星条旗，踏上了向西扩张的征途；正当美国兴冲冲地准备跳上中国大陆大干一场时，却迎头碰上了列强在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混战中，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以便在无力参与瓜分的条件下，从列强向中国的勒索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自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被沙俄和日本携手排挤出中国东北大门之外。到了本世纪３０年代初，日本侵华更是把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搅得七零八落。此后，美国的绥靖幻想，又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不死不活的局面达１０年之久。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庄严地对这个弹丸小国宣战了，并大幅度地调整了远东政策，决心最终打败日本，取得对远东的支配权，以保证美国在这里的繁荣发展的前景。
杜鲁门一直牢记着他的前任罗斯福的对华策略。罗斯福在致力于粉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一方面时刻警惕苏联势力在战后“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另一方面，又对犹如蓄势欲发的火山一样的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忧心忡忡。
这是当时美国处理亚洲事务中的两大难题。
１９４３年罗斯福把先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发展为“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新对华政策，以便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远东的主导地位的台柱子，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这一决策既然定下来了，罗斯福便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想象中的形象。１９４２年１ 月，在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不断向苏联外长施加压力，迫使苏联承认美国赐给蒋介石的头衔，使中国政府得以在四国宣言中签名。１１月下旬，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又接待了“四强”大厦的第四块“基石”。自然，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
问题在于，当罗斯福头脑形成“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幻想时，美国正面对着蒋介石统治中的中国既不统一，也不民主，更谈不上强大的问题。就在罗斯福拼命树立蒋介石国际地位时，中国的国内国共两大党的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然而，由于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使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逐渐失去了可供选择的余地。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却不能取代他；而中共方面则控制着许多地区并集合着一批愿意抗日的爱国者。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自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美国政府召回了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信心，同时又对中共延安政权寄予较大希望的美国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印缅美国空军总司令、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史迪威上将，而改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赴华后，情况又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就是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上。在罗斯福眼中，赫尔利是忠实于他的好老头。１９４４年９ 月，罗任命赫为总统私人代表赴华，不久又任命他为驻华大使，全权代表总统推动上述对华政策。
可惜的是，赫尔利在执行罗斯福的调整后的对华政策时，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忠实于罗斯福，他过多地偏向了蒋介石，赫氏一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对蒋介石表示，总统给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和拥护您做中国的领袖”。随后，一方面推动国共接触，企图找到一个“以中共交出军队”为条件，给其。“合法”地位的途径。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向国民党以外的军事集团提供美援，赫尔利的赴华，使美国在华的主要工作目标，变得遥遥无期了。
赫尔利在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４日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提到自己来华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赫尔利的赴华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了。此种人事更迭，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积极加强中国抗战力量而转变为扶蒋反共政策，或者用一些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扶蒋抑共政策。
赫尔利于１９４５年４ 月２ 日还发表声明明确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随着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美国所持的这一对华政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加剧。
日本的如此迅速投降，美国人也根本没有料及。面对突如其来的战后中国局势，对杜鲁门是一个措手不及。而赫尔利则采取“授蒋内战”的政策，认为大力加强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才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避免内战。中共会因为蒋介石力量的增强而避免与国民党打仗。显然，赫尔利的举动与美国对华的主要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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