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了袭击者的事情，维克托最终离开圣特克拉分局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两点多钟，阿托负责开车返回梵迪诺贫民窟，他就在后座上闭眼睡了一觉。
离开前已经联系过波费里奥了，路易莎一出了警察局之后，就被莫塔派人接到了梵迪诺的医院，现在最安全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完全由格列夫家族掌控的梵迪诺贫民窟了。
尽管在车上睡觉不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维克托这一觉还是睡得很舒服，也很死。等到他迷迷糊糊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车子已经停在了一所医院的大门口，他的身上也多了一条白色的毛毯。
车外天色大亮，太阳都已经升起来了，眼睛红得像一只兔子似的阿托正坐在汽车的车前盖上，啃着一个椰肉饼，旁边还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看到维克托从车上下来，阿托扔掉了手中的肉饼，从车前盖上跳下来，跺了跺脚。
“路易莎和波费里奥他们在哪儿？”维克托抹了一把脸，趁着打哈欠的功夫，用力的活动了一下略有些麻木的脸腮，问道。
“三楼的观察室，我带你上去，”阿托朝楼上看了一眼，说道。
“不用啦。你去搞些吃的回来，肚子有些饿了，”维克托顺着他的视线往楼上看了看，摇头说道。
阿托有些无语，早知道就不吃那该死的肉饼，还有那该死的咖啡了。
路易莎他们现在住的这家医院，是由维克托投资建立的，为来自梵迪诺贫民窟的民众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犯罪率的高低不应该只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说经济好，犯罪率就低的话，那么美国的警察就不会对超高的犯罪率感觉到头疼了。而是要看社会公正度与分配公平性的程度。
这里面的根本规律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基尼指数（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越高的国家，犯罪率就越高，反之，犯罪率就越低，社会稳定程度越高。
著名的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有一个由于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的理论，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表现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后期增长阶段逐渐缩小。
但是现实就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创新力，就必须保证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激励性的差距，而不是片面的追求“公平”这一原则。
于是这种现实就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制造出一个难以消弭的矛盾：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的矛盾，这两者之间几乎是不可兼得的。
基尼指数越高，收入差距过大，贫困及低收入阶层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剥夺感”，严重的心里失衡将会导致仇富、报复社会还有犯罪等一系列的行为，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政客，在勾心斗角之余，维克托还没有忘记努力学习，补充自己的知识，他现在也已经能够窥破这其中的微妙逻辑了。
前世解决这一点矛盾还算不错的国家，估计就只有兔子了。
在前世兔子社会经济大发展中，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合理的调整收入分配。其一是大力的发展农村经济，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等等措施，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影响。
其二则是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行为，促进行业、地区间的平均利润的形成，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缩小地区、行业、职业间的收入差距。
其三是建立向上流通的公平机制，通过强化义务教育，发展各种类型的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创建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截断贫困的代际流动，降低个人的先赋因素的影响，缩小阶层差距。
最后的一点，则是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权益，通过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在医疗、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特别救助领域保障居民的生活权益，以实现减少并最终消灭贫困。
维克托的许多做法就有这些政策的影子，他通过梵迪诺建筑公司，大量的吸纳那些居住在梵迪诺贫民窟内的贫民，以“工资”的形式，保障了他们的最低收入标准，同时兴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让这些下层民众看到了通过教育，改变自身阶层属性的希望，再辅以安置房、《住房福利改革法案》等，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
在这其中，他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可以践踏法律，但不能过于随意，至少要再表面上维系法律的尊严与脸面。
换句话说，他不支持像埃斯科瓦尔那种，直接将司法逼进死角的大规模的、公众性性的暴力犯罪，这种行为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在他的眼中，对于埃斯科瓦尔的做法是不屑一顾的，高档次的罪犯就应该像政客一样，有一副冷静的头脑，绝不能血气上涌就忘乎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愚蠢的，是自寻死路，没有任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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