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子的话，老袁未置可否。袁克定一门心思想做他的太子，当然对很多事情看不清楚，再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他也不是能成大事的人。
只凭他的度量太小，这个缺点就已经足够致命。
段祺瑞、黎元洪这些元老代表着北洋系，是自己赖以安身置命的本钱，袁克定平日里对他们都不太尊重，老是拿潜太子的势来压他们。能做到北洋三杰，岂是根本不知道斤两的他所能小觑？
对别人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是在逐渐架空他们的权力。可是他对自己的弟弟都毫无情义，这就太说不过去了。
他的弟弟、正是自己的二儿子袁克文。
即使袁克定腿不瘸，袁世凯中意的“太子”仍是袁克文。惜乎其不愿从政而提前做起闲散王爷以避祸，还时常直言纳谏，屡犯自己之忌。
比如在全国各地为自己称帝的事闻弦而知雅意时，他却不合时宜地公开唱起了反调，还写了两首蜚声京城的诗，记得有一首是这么写的：
乍著微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著，云起摩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明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如果不是他和自己对着干，老袁都几乎要拍手叫绝，诗真是好诗，可是这是明显的泼冷水的反诗啊！什么叫“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难道做皇帝不好吗！
为这，这位长子巴巴地抄来给自己看，是要证明什么吗？在遍布密探的京师，这种事情还需要他这么上急下跳地给自己递信吗？他要做的，应该是劝说二弟不忤逆自己的意志，把事态的影响降到最小，做好兄友弟恭的本色才对！
“克定啊，德国离我们太远了。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所以是他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他。我其实最关心日本人的态度。”袁世凯说。
“哦，日本人，日本人是绝对支持父亲的。”袁克定急忙拿过几张报纸，指着里面的内容说：“这是《顺天时报》这几天的内容。”
《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
“不列颠为君主立宪，而成今天之日不落；日本为君主立宪，以一隅而国家兴旺。今日之中国，共和陷入死地，惟恢复王朝体制，始能扬我中华之故事。”这是三日的头条。
“君主立宪之风既渐，民众雀跃，谓之中兴有望。大总统当顺应天命，接承民意。”这是四日的编者按…
看来舆论真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这样一来，最大的隐忧是解决了。想想也能理解：日本、英国都是君主立宪，他们也没有理由反对自己不是？
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又手握重兵，天时、地利都是占到了的，现在好像只差人和。
人和是什么？在自己的心中，那是众人推。民国政|府里，不乏有文武重臣对自己做皇帝的暗示表达出坚决不从的意见，连跟随多年的亲信段祺瑞参谋总长、黎元洪副总统都直接表达反对，即使自己表示他们将来上朝时可以“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都不行，这让老袁举棋不定。
“杨皙子也向父亲递话，说古今英雄，值此非常之时，当作非常之事。现在天下归心，父亲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袁克定借别人之口，故作危言耸听之声。
“杨度还是这么热心！”提到他，老袁终于露出一丝开怀的意思来。在诸多文臣谋士之中，是杨度最早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早在清末，他被派往东京时即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从政主张。他在东京和孙逸仙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就提到，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逸仙，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逸仙力邀杨度参加，他拒绝参加，愿各行其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从这段历史可以考证，他绝不是借帝制以幸进的小人，所以袁世凯对他也是极为信任。所以民国四年的时候，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争论“从学理上研究君主皿煮，在中国孰为适宜？”
此时正值国内救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洪宪帝制的理论家杨度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他隐晦地承认了以二十一条为表征的国家贫弱问题，是需要君主制来解决的。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不知是作秀还是真的惺惺相惜，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却大加赞赏，称之为“至理名言”，并亲自赐匾题字，赐杨度为“旷代逸才”。毫不理会梁启超的“杂音”。此时，《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仅有一周，墨迹未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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