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帝国西南的重要城池，是西川战区的心脏，更是大唐帝国抵御南诏等蛮夷入侵的重要堡垒，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先后两次被来势汹汹的南诏侵略军包围。南诏号称二十万大军，其皇帝御驾亲征，都没能将其攻克，可见成都城之坚固。
其后，成都城又在崔安潜、高骈的治理下，修缮了防御工事，防御力量比抵御南诏时更加强大。特别是高骈，新建了几十里的外城，还因此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以为高骈想在西川搞割据。
虽然高骈兴建成都外城为自己引来了政治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高骈的主持之下，成都的防御能力空前提高。
王建认为凭借自己手中的这点兵力，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成都的，所以打算息兵罢战，转入休养生息阶段。
周庠等人一致反对，并建议他转攻邛州，因为邛州防御工事完善且粮草充足，但守军稀少，易于攻取，然后猥琐发育。
王建的过人之处在于始终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具备独立思考和见解的大脑，很多行伍出身的军阀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刚愎自用，要么优柔寡断。
王建很重视周庠等谋士的意见，但重视不等于无脑接收。他说道：“我在军中的时间很久，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假如统帅不仰赖天子的威望，军心就容易涣散。”
耳濡目染了太多的兵变，王建终于总结出了这个真理，即“名正言顺”，凡事都要讲求一个法理，兴师动众更要师出有名。
于是，王建让周庠起草奏章，上疏揭发陈敬瑄的罪状，请求朝廷另派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接替陈敬瑄，并表示愿意充当讨伐陈敬瑄的先头兵。
随后，东川顾彦朗也配合上疏声援王建，要求罢免陈敬瑄，以安定两川。
两封奏章先后送交到了新皇帝唐昭宗手中，这就是前文说的唐昭宗铲除田阉一党的突破口。
于是，唐昭宗顺水推舟，任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而将陈敬瑄调回中央。
消息传来，陈敬瑄和田令孜当然不肯奉诏。奉诏也是死，抗旨尚有一线生机。于是哥俩积极备战，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田阉抗旨，公然反叛朝廷，于是昭宗命韦昭度当剿匪总司令（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当剿匪副总司令、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做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另划出邛、蜀、黎、雅四州为永平军，王建出任永平军节度使并出任剿匪总指挥官（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这就是王建的一步妙棋！
周庠等谋士只顾埋头研究军事，却忽略了政治。之前，士兵们是为王建卖命，如今，大家是为天子拼杀，服从王建就是服从天子，任何违犯王建命令的行为都是谋反。对西川的任何打砸抢烧都是正义的军事行动，都是替天行道。大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西川抢钱、抢粮、抢娘们儿。
同时，昭宗下诏，免除陈敬瑄的一切官职和爵位。
有了中央朝廷的撑腰，又有了杨守亮等人的军事支持，王建对西川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屡战屡胜。
陈敬瑄派大将杨儒增援邛州，杨儒登城观战，被王建队伍的军容和士气所震撼，不禁摇头叹息道：“大唐气数已尽，你看王建带兵，严格却不残暴，像是能够保护天下黎民苍生的英雄！”然后率领他的部队集体投降王建。
王建收杨儒为义子，也给他排“宗”字辈儿，从此之后，杨儒就有了一个新名字，王宗儒。
拿下邛州之后，王建率部返回成都前线，与总司令韦昭度会师，继续保持围城态势。王建对待韦昭度的态度非常谨慎小心，毕恭毕敬，特能装孙子。
穷途末路的陈敬瑄大肆征召民力，强征兵丁与劳工，规定每家必出一名男子，白天挖掘重重壕沟、砍伐竹子树木、搬运石头，夜晚则登上城墙，持梆巡逻警戒，丝毫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除了强征劳工，陈敬瑄还搜刮民脂民膏，设立了“征督院”，主要工作是把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其财产数目，然后强派军饷指标，若是有所隐瞒或藏匿，那就大刑伺候。明抢。
穷人出力，富人出钱。西川百姓民不聊生，越发地厌恶陈敬瑄、田令孜兄弟俩。
西川下辖的州县接连发生兵变，如简州、资州、蜀州、嘉州、戎州、雅州等，大部分是将领挟持官员，也有民间好汉挟持官员，然后投降王建。
在王建“师出有名”的计策下，兵变不再可耻，而是光荣，其实若再矫情一些的话，兵变也不能叫兵变，而是起义或投诚。
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亲信，深受田阉恩惠。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窘境之下，毛湘自知城池沦陷在所难免，于是对手下说道：“我深受田令孜栽培厚爱，所以愿意替他誓死守城。可其他人凭什么跟我同受围城之苦？哎……你们拿着我的人头，投降王建去吧。”
交代完后事，毛湘沐浴更衣，慷慨赴死。他的手下拿着他和两个儿子的人头，向王建献城投降。
受降仪式上，邛州百姓、官员、缴械的将士们，无不感念毛湘，泣不成声。
成都的城防堪称固若金汤，韦昭度、王建等率领十多万人，耗时三年，仍无法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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