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王公子宝鼎把北疆镇戍策略堂而皇之地告诉了匈奴人，清晰地透露出大秦人的两个讯息，一是大秦统一了中土，实力强悍，足以傲视天下；二是大秦要北伐，要拓展疆土，要和匈奴人决一死战。
我有实力，虽然我暂时有困难，但这些困难影响不了我的实力。凭借我的实力，我可以轻松打败你，所以我毫不畏惧，更无须隐藏我要打败你的想法。你实力不济，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我给你准备的时间。我希望在决战之刻，你能成为我强劲的对手，一个值得让我酣呼鏖战的对手。
秦人的自大和傲慢让匈奴人愤怒，但也让匈奴人更加警觉。
秦人的实力有目共睹，五年后秦人一旦恢复了元气，其实力将更加强大，匈奴人即便倾尽国力与之一战，也未必有绝对的胜算，更严重的是，匈奴人迫于大漠现状及其本身生存的需要，无论如何都不会抱着两败俱伤的决心与秦人决一死战。匈奴人有自己的生存和战斗方式，所以匈奴人才要与秦人议和，才要抢占河西，唯有抢占河西，建立了对秦人的本土关陇地区的战略优势，匈奴人才能在未来的南北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秦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得意洋洋地给匈奴人设下了陷阱，岂不知匈奴人一旦攻占河西，秦人自己也被拖进了陷阱，到那时，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胜负就难以预料了。
匈奴人就像草原上的狼，为了吞噬猎物，有足够的耐心。当他们经过一次次的侵扰发现猎物过于强悍和庞大，暂时无法将其击杀的时候，就不得不另寻他策，比如暂时退避蓄积实力，比如佯装不敌以作麻痹。
左贤王骏稽选择了“示敌以弱”。既然你要我跳陷阱，那我就跳下去，但如果我把陷阱中的猎物吃下去了，那形势就逆转了。
不过，匈奴人无法确定秦人是否信守承诺，是否在暗中帮助大月氏，是否在匈奴人和大月氏激战正酣的时候，突然给匈奴人以致命一击。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中土人从未停止过向北拓展的步伐，而修长城的主要原因源自国力的不足，无法支撑其继续扩展。如今中土一统，可以集中国力对外，那么可以想像中土人现在的防御不过是暂时的，未来肯定要出塞，肯定要继续向北拓展领土，所以，秦人今日设下的陷阱太深，谁也不敢确定这个陷阱里埋藏着何等凶险的杀机。
左贤王骏稽决定结束这次会谈，禀报大单于，商量对策。
原则性的问题基本明确，接下来就是具体磋商如何互相制约的事情，以便最大程度地规避对方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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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返回离石，一边奏报咸阳，一边与奉命赶到北军大行辕的诸军统率商讨新的北疆镇戍策略。
十万北军回镇京师，北疆镇戍只剩下二十万人马，虽然还是十个军的编制，但每军兵力在调整之后，只有两万将士，再加上咸阳大幅削减了镇戍支出，延缓了包括直道修筑在内的所有北疆发展规划，导致北疆镇戍实力骤减，镇戍策略不得不做紧急调整。
北疆诸边郡虽然一直在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但因为过于贫瘠，战事又不断，所以必须靠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勉强维持，仅靠边郡的农耕畜牧和有限的工商业实际上是无法维持镇戍和生存这两大重任。
现今帝国的财经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改，由过去的“横征暴敛”改为“轻赋薄徭”，但这一政策对北疆边郡来说影响甚微。边郡承担着镇戍任务，自身的生存发展固然重要，而如果镇戍失败，也就谈不上生存发展了，所以边郡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政策，更需要财赋，需要钱粮，需要中央财政的大力投入。
现在中央财政大幅削减了对北疆镇戍的投入，同时又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之策，导致那些本来对投资北疆就信心不足的巨贾们马上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关东地区，由此进一步恶化了北疆的经济形势。
琴珪早在宝鼎返回北疆的时候就向他禀报过这件事，而宝鼎于初春时分在平城也曾召集部分巨贾商讨此事。宝鼎明确告诉那些忐忑不安的巨贾们，逐利是营商的第一原则，大家都跑去关东捞钱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希望他们能正确分析和预测形势，不要因为赚钱而迷失了方向，最终人财两空。
宝鼎隐晦地做出暗示，按照现今的形势发展下去，中央和地方肯定要爆发冲突，而冲突一旦演变为叛乱，帝国陷入内战，最终出来一剑定乾坤的还是北军，所以要加紧建设北军，要竭尽所能发展北疆，利用北疆的武力击败匈奴人，平息边患，然后北军才能腾出手来应对国内局势，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大家的利益。
宝鼎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清楚，巨贾的背后虽然有豪门贵族做支撑，但始终是个弱势群体，经不起风雨，一旦风起云涌，瞬间就会被彻底摧毁。宝鼎希望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大家尽可能去捞钱，不过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要未雨绸缪，要为应对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也就是说，要始终关注北疆的发展，要为建设北军出一分力，唯有如此，将来才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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