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两人皆是身份数变。
1933年是一个命运的分水岭，对他是，对召应恪亦是。
召应恪因在天津监狱释放抗日同盟军将领，而遭逮捕。其后剥夺一切职务，入狱数年。彼时，谢骛清返回南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遭遇了最艰难时期，万里长征去往延安。当他在国共再次合作后，接到去各地监狱营救□□的指示，于名单上看到召应恪的名字，确实意外，再看到被捕原因，心下了然。
他落座，平视眼前人：“先生执意回沦陷区，可知北平如今是什么境地？”
“召某在狱中看过报，”召应恪答，“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日夜难安，朝不保夕。”
谢骛清轻颔首。
邓元初来武汉前接到延安的指示，送召应恪等十数人深入已沦陷的华北。
其后的人生，只有召应恪自己清楚。
“继清出生，仰仗先生护佑，”他在召应恪临行前的十分钟，以清淡语气叙旧，“今夜，未未也在武汉。”
召应恪的眼睛里，盛了太多东西。何未未必清楚，面前这位谢少将军却是知音。
少时婚约，如前生之念，模糊到只余南洋一个少女背影。
召应恪不敢深想。他于挚友生前，在南洋码头上曾应允，无论如何守住何家航运。自此后，解除婚约为此，迎娶何家大小姐为此……每每午夜难眠，他仰躺于黄铜床上，安慰自己的都是，至少在何未曾真心备过嫁妆，想嫁入召家。
“这里叫太平试馆，四九城也有一个同样名字的地方，”召应恪笑着、轻声道，“是过去各省秀才们赶考的落脚地。”
“是吗。”谢骛清答。
召应恪颔首。
过往即是过往，留存心底，足矣。
***
召应恪和谢骛清并肩而出。
谢骛清把登记簿子递给邓元初，由他负责送去车站。邓元初接了簿子，夹在手肘下，自口袋里摸出一包土烟：“西北带来的。”
“我不抽烟。”召应恪笑答。
邓元初点头一笑，收妥烟：“我妻子出生在松花江畔，小舅子殉国于关外，对能在早年支持抗战的人，有感情。”
召应恪亦是点头：“在狱中，常听人唱《松花江上》。”
邓元初道：“我妻子也常听。”
邓元初亲自驾车，送召应恪去火车站。二人于站台作别。
过去，召应恪供职北洋政府时，和邓元初在宴席上见过两回，在何未的航运公司也碰到过。邓元初初见谁，都给人一种推人出去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感。而今，隔膜消失。
召应恪知八路军一直武器短缺，担心问：“武器补给可好些了？”
邓元初摇头：“我们有一个师，九千多战士，只有五千多的枪。枪弹严重短缺，发下去的子弹，都要数清楚用。一人二十几颗。”
邓元初笑着补充道：“万幸，战士们的枪法都不错。”
他看召应恪忧心不语，反而宽慰说：“从31年，我们对日本人就没放下过枪。六年抗战，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没有子弹还有大刀。当初夺回多伦，还不是主帅举刀冲锋？”
火车北上的时辰已至。
召应恪竟生出惺惺相惜之感，忽然问：“将军为何从军？”
“因为幼年喜欢读群英传，”邓元初笑道，“喜欢一位名将，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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