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冬季，北方的天空迎来了一场久违的大雪，寒冷逼厌的气息席卷着人们的身体，我无法了解那场厚厚的积雪里埋葬了多少具枯骨，因为我的爷爷——从我出生后唯一一个关心我的老人便是在风雪中消逝，时隔今日，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他的样子，只隐约记得他总是抱着我用他那满是胡渣的下巴蹭着我的脸庞，而我总会哇哇大哭。那场大雪过后，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工厂开始进行兼并或是转移，每个人都惶惶不安，我的父母便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他们和许多人一样整日坐在流水线上重复着似乎总也做不完的活，人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迷茫，事实上，无论是谁，都被某个巨大的车轮推着前进，后来，他们被告知工厂需要搬迁至南方，工人们有两个选择，跟随工厂一起离开这里，或是拿一笔“不菲”的赔偿金从此离开这里“提前退休”，这笔“不菲”的赔偿金里说若是夫妻怀有身孕便有额外的“补助”，这笔“补助”足以在那个鸟不拉屎的村子里盖起一座并不豪华但足以改善现状的房子，于是工厂里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在这样的诱惑下在某个夜晚抱着“骗取”补助的心态珠联璧合，事情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也许在一个黑乎乎的燃着油灯的小屋里，也许也会产生一些让人们极不舒适的对话，更或者，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拿到补助便一拍两散，至于孩子，听天由命就好了。玛丽莲的稀世爱情故事终究只是存在于远方，无论是罗密欧朱丽叶亦或者牛郎织女也只存在于人们从未见过的书本里，温饱尚且成为难题更可况爱情这种无论在哪个时代都遥不可及的东西，怀孕后，他们如愿以偿拿到了一笔补助，钱拿到手里后便意味着下岗，日子总归是要过的，谁也不想在下一个冬季消逝在风雪中，于是人们开始搭伙过起了日子，那个时候，也许他们的情况只是很多人当中毫不起眼的平常事，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在坠胎和生活中来回徘徊了很久之后，我的父母——这两个毫无任何感情甚至在怀孕之前并未说过几乎话的人在我那个从未对我有过笑脸的奶奶的一句“留着吧，给咱们老楚家生个孙子也算吧有后了”话中生活在了一起，于是我便“侥幸”在第二年的秋天生了下来，但很遗憾，她的愿望落空了，因为我是个姑娘，一个无法为他们楚家传宗接代的女孩，据说在听到是个女孩的消息后，奶奶将早已经准备多时用来为母亲补充营养的鸡蛋汤一把泼在了院子里，只有爷爷带着心疼的眼神将我抱在了怀里，但总归，我出生了，出生在秋收后，这是一件在所有人看来都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秋收后家家皆存有余粮，有余粮便意味着我不会被饿死，于是我便有了一个名字，叫楚捷，捷报的捷，尽管除了我的爷爷以后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一个捷报，但是很遗憾，好人不长命仿佛是一个千古定律，在我刚刚开始记清爷爷那副面孔的时候，他便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时候临近冬季，我至今记得在下葬的那天奶奶说：“走了好，冬天少了一张嘴，能省不少粮食。”
很幸运，我出生在了这个坏时代的尾声里，我像是坐在了那段时光的尾巴上，一晃一晃到了今天，但我很难回忆起人们是怎样熬过来这段漫长的时光的，或者说我下意识不想去回忆。
我出生在一个镇子里，自我记事起，镇子上方的天空中便常年飘着异常难闻的浓烟，黑褐色的烟雾带着长长的尾巴像一颗颗无比显眼的烟雾弹投放在云层中，因此我很少看见过闪亮闪亮的星星，烟雾下方是一座座高矮不齐甚至已经破旧不堪的工厂，工厂的墙面皆是老旧的黑灰色黑点，像是被熏过的漆黑腊肉，上面粉刷着厚厚的石灰，用红色油漆印刷着一道道化肥或是养猪的标语以掩盖它的苍老，每当大风过后它的墙体摇摇晃晃总让我有一种随时要倒塌的错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趋之若鹜的奔向它们，因为很久以前，在工厂里一天有一块钱的工资，我的母亲曾经在那里的一座造纸厂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每日早出晚归，因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赶路只能靠一双仿佛永远不知疲惫的双腿，于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她摔进了路边挖开的沟壕里，脚踝骨折，从此便丢了工作，工厂欠她的工资也因矿工被取消，为此在她养病的时日里多次前往工厂要债但始终遥遥无期，后来工厂的老板出了一场车祸死在了路上，此事便搁置了下来，或者说此事才结束，奶奶在听说这件事以后拄着她那个已经磨的光滑的竹竿，拉着如同树皮的脸皮，阴沉的说：“走路都能摔跤，没用的东西。”
我的父亲，我潜意识不想这样去称呼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游手好闲全占齐了的不合格男人，但他从来没有去过风花雪月的场所，我想这也许是她们多年来想“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留着厚厚的黑色胡渣，梳着油腻的头发，弯着身子穿着一身不知多少年前在某个工厂里做工的绿色工服，工服上印的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一双眼睛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开始下垂，那种深深的眼窝让我许多次都害怕的哇哇大哭，换句话说，我的脑海里完全没有在他怀里撒娇的记忆，甚至连笑脸也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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