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社诞生于江浙，成员仅有六人，被称之为几社六子。弘光后，陈子龙和夏允彝加入鲁监国朝，在南直隶组织抗清。但是随着他们的殉国，几社星散，六子中的徐孚远南下投奔郑成功，又在中左所重建了几社，后世称之为海外几社。
海外几社同样是六人，即徐孚远、张煌言、卢若腾、沉全期、曹从龙和陈光禄。陈凯与海外几社中除张煌言外的五人关系很好，甚至被很多人称之为是海外几社七子之一。再加上他在广东的两个行政副手——王江和曹从龙也都是浙江人，而且还都曾在鲁监国朝任职，他能够知晓曾作为鲁监国朝首辅的张国维的背景，这倒不足为奇。
至于地方上的问题，陈凯虽然出道最晚，但是作为地方官的资历却是仅次于郭之奇的存在，远远超过其他三人。可陈凯既然能够说服郭之奇，显然后者也早就明白了这里面的门道，只是缺乏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魄力，但是陈凯却有。
“在面对满清时，汉人以及所有被满清压迫的人们都存在着成为我的盟友的可能；在面对封建皇权之时，藩镇和儒家士人阶层便是与我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若是有一天，我需要与藩镇或是儒家士人阶层开战的话，又有谁可以作为我的助力？”
脑海中突然跳出了这么个念头来，陈凯立刻将之放下。满清和封建皇权都还活蹦乱跳的，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也会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起码现在没必要想得太多。
“竟成。”再开口，钱谦益的声音之中已经明显可以听出沙哑之色，他所要说的亦是没有出乎成的意料之外：“变法，事关重大啊。”
自古变法者，难有善终，就算是得了善终，往往也会遗祸子孙。往前的不谈，只说大明一朝，张居正的死后抄家便是最好的明证。
钱谦益果然还是那个钱谦益，其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即便是有着战时内阁首辅的身份加持也不可能轻易遮蔽掉的。眼见于此，陈凯则是慨然笑道：“变法之所以会使得变法者难得善终，归根到底是使既得利益者受损。现在，我们只是顺应现实罢了。”
“可皇上……”
这三个字刚刚出口，钱谦益勐地便惊醒了过来。战时内阁是干什么的，他从在绍兴亲见了陈凯写给郑成功的书信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心中有数。
大明皇帝将处断国事的权力一分为三，分别掌握在司礼监、内阁和六科给事中手中。这三方呈鼎足之势，大明天子的封建权利便稳如泰山。陈凯向李定国要到了黄钺，内阁才同时拥有了票拟和批红这两项大权，若是由战时内阁决议六科给事中改由咨议局推举的话，那么面对皇权的便不再只是一群皇帝的秘书，而是三权合一的官僚集权！
那是比受历朝皇帝所忌惮的相权还要可怕的存在，果不其然，就在他被此刻的胸中所想震惊得几乎难以呼吸之际，陈凯接下来的话更是印证了他的方才所想。
“《易经》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我等既被时人称之为是当世贤臣，自然要致君尧舜上。”
赤裸裸的将约束皇权的乱臣贼子之行径与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陈凯说得心安理得，甚至就连此前还犹豫不决的钱谦益亦是涌出了一种理所当然之感。这才是真正的儒家，确切的说是亚圣孟子的儒家。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再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孟子的思想和言论令一千多年后的明太祖都惊惧万分，直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孟子的民本思想与封建皇权的予取予求之间本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是故当时已经成为了封建皇权最大既得利益者的朱元章自然要将孟子请出文庙。
奈何，儒家士大夫阶层借星象一说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朱元章也只得又将孟子重新请了回去。他们反对的仅仅是一个古人在文庙中的位置吗，显然不是，他们维护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维护的是儒家思想在明王朝的地位。
民权与皇权之间的斗争这一千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无非是作为封建时代“民”的代表——儒家士人阶层所具象化的“绅”比一般的老百姓可以从斗争中更早，也更多的获得利益。这在任何时代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就像是人生而平等，可总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钱谦益原本以为战时内阁是文官、藩镇们借永历弃国的机会窃取皇帝手中的批红权，以谋求内阁在朝政上更大的话语权。哪想到陈凯竟志不止于此，这个家伙显然是要将“周召共和”在大明彻底制度化，是要一步到位的将大明天子彻底虚化为“大明寺”中供奉的泥胎木偶！
“真是个逆臣！”
如是腹诽过后，钱谦益亦是不由得自嘲，他将陈凯定性为逆臣，他们、郑成功及其背后的闽藩、李定国及其背后的晋藩、还有那些夔东明军，又有哪个不是逆臣？
当大明天子予取予夺的皇权成为了几乎所有仍旧在为大明帝国浴血奋战的文官、藩镇们所畏惧之物，畏惧于等到大明中兴的那一天，皇帝存在着凭借手中大权将他们这些曾经的流寇、曾经效忠过其他大明宗室、也必将功高震主的文臣武将们逐一铲除掉的可能，那么皇帝的特权，就断没有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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