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间曾经对燕王喜说过“赵国处于四战之地”，当我们打开战国地图，就可以理解这所谓的四战之地是指什么了。
西面不用说了，是孜孜不倦以蚕食东方六国为己任的虎狼之秦，南面是本是同根生的韩国和魏国，东面是齐国，东北面是时不时在赵国背后捅刀子的包藏祸心的燕国，北面则是彪悍的匈奴。
在战国那个大争之世，邻居越多，就意味着你的敌人越多，敌人越多，参与战争的机会就越多。在和周遭邻居连绵不绝的战争游戏中，赵国人民磨炼出了骁勇善战的国民性格。
赵孝成王继位不久，就派出了一员将领到赵国北部代地的雁门关一带驻守，守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这位将领的名字叫李牧。
匈奴是居住于华夏大地北部的一支游牧民族，自从其兴起以来，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极大威胁。和中原诸侯国大为不同的是，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没有农业生产这么一说。他们主要靠放牧和打猎为生，没有固定的城郭和定居之所，但是也有各自固定的大致活动范围。
每一个匈奴人，从会走路那一刻起就开始接触骑马和射箭。因此，匈奴的总人口虽然比不上中原各诸侯国，但是，由于这种生活习性，使得匈奴成为一个全民皆兵的民族。
匈奴人没有文字，自然也就没有书籍，他们的交流完全依靠口语。文字的缺失看起来是落后的表现，但是没有文字，也就没有过多典章制度和繁文缛节的羁绊，让他们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极具动物性的侵略和扩张上面。也正因为如此，以天下文明的灯塔而自居的中原王朝的人们，一提到匈奴总是互掺杂着两种情绪，一种是轻蔑，故此总是称其为蛮夷；另一种则是恐惧，个个避匈奴如躲瘟疫。
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决定了他们在侵略这件事上，向来就没有道德包袱。事实上，匈奴人不仅在对外侵略上野蛮成性，在部落间内斗方面，同样是毫不留情，这倒是和他们民风的质朴少文，表里如一的特性极其吻合。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除了放牧就是打猎，打猎是向动物索取食物和皮毛的方式，而对中原列国的烧杀掳掠，无非是向另一种动物——人——索取食物和物资的方式。
李牧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可怕而凶残的敌人。
对赵国来说，最现实的难题还不仅仅是对手的令人望而生畏，还在于国防经费的短缺。常态性的对外作战，是对国家财力的极大消耗，和中原各国的战事已经耗费了大量的国库税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在没有多余的财力来支撑边军的开支。
因此，担任驻守国境北部的防线的将领，一向被视为一项苦差，这种苦不仅仅局限在工作内容苦，更体现在工作待遇差。
而新领导李牧上任不久，竟然开创性的解决了边防军工作中的两大苦之一——工作待遇差。李牧的办法是上任后反复上书向赵孝成王要军费，他在书信中浓墨重彩叙述了边关国防经费的困乏，活灵活现描述了边关将士们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在向赵孝成王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李牧对于赵国中央财政根本无力拨够军费的事实洞若观火。
明知国库空虚，李牧还一而再再而三索要军费，这不是明摆着给赵孝成王出难题吗？实际上，李牧知道自己要军费，赵孝成王根本无力足额发放。而他的真正目标也并不是要朝廷拨付钱粮，而是向赵孝成王要政策。
果真，在赵孝成王接二连三向李牧解释了国库空虚的情况后，李牧趁势要求赵孝成王允许自己在边关地带设立经济特区，这个特区的特就特在要求划定他所管辖的边关地区不用向中央政府缴纳税赋，而是将当地征收的税赋全部作为军费开支。
此时，已经感到对边防将士有所亏欠的赵孝成王很难拒绝李牧的这个合理建议了。本来边关地带就民风彪悍，战乱频仍，每年征收税赋向来不易。李牧现在有这个要求，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允许他在自己管理的辖区内自征自用。既然自己无法提供足够的军费来供应边防军，那就让渡一部分国家的税赋权力给你李牧，你只要帮我看护好北大门就好了。不仅仅如此，李牧还向赵孝成王要来了可以自行在管理辖区内任免官吏的权力。
李牧未曾想到，自己所要来的这个政策，无意中开创了一项驻守边关的优良传统，即驻边屯田。这一政策影响极为深远，后世历朝历代在边防守卫上，大多都沿袭了李牧所开创的这种策略。在古代，这一策略的显著特点是自给自足，避免了异地征调军粮所造成的远输之费，极大节省了国防开支。比如我们今天所设置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质上依然是从赵国就开始采取的这种驻边屯田政策的延续。
拥有如此的自主权后，李牧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大展拳脚了。
在李牧没有展露他的军事天才之前，人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个主帅带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优待部下。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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