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部长啊事到如今，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通用语言，来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王立对现在的各种方言实在是已经彻底的无奈了。
“咱们中国的方言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山西这样由于地缘性的特点的省份，各种各样的方言那是数不胜数，仅仅明天一词就有明儿、明个儿、地米、早起、第二日等多个叫法，不仅仅不利于教育，而且对于办公、生产、军事情报交流等等也是一个极大的影响。”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拼音了，那就是罗马拼音，就算没有拼音也是有反切法注音的，但都没有能够普及到民间，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各地方言差异实在是太过巨大，连最基础的声母和韵母都完全不一样，就算是有汉语拼音又有什么用？
普通话汉语拼音只有23个声母、24个韵母和16个整体认读，可是实际上这个组合发言却有着千奇百怪的变化，很多都是简化之后的结果。
民国时期，南方主流的的汉语有三四种，北方主流汉语也有两三种，而这种大的语系又被细致的划分之后，可以话分成多达数百个更为复杂的小语种，时人称之为南腔北调，王立那个时代有一些汉奸走狗称普通消灭的方言是错误的，那是没有享受过民国这种艰难的交流方式。
这是难以想象，仅仅是隔着一座山，同一个县，甚至同一个镇，对于某些特定的称谓便完全不一样，王立就是深受其害的一个人。
王立出生之后，普通话已经大行其道，甚至汾阳人和太原人交流都是使用普通话而非方言，这样交流更加的简单，人们只需要学会普通话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
“那两天，几个从寿阳来的干部和我聊天，聊了半天，我也仅仅能听个大概，随着聊天的语速越来越快，我说的话他们能听清楚，可我听他们的话却非常吃力。”王立对此是大倒苦水，这么一说立刻就引起了周围人的赞同，纷纷表示和地方干部交流起来实在是太过的吃力。
王立引用《解放日报》主编温济泽先生的一九四零年九月的调研报告说道：一些汉奸走狗和日本人将“建立东亚新秩序”、“建立东亚共同体”、“凡共灭党”、“共同防共”、“新民主义”、“全面主义”及汪逆的伪三民主义奴化理论，坚定为奴化教育的最高思想。
在这个总的原则下，敌人为了训练高级的汉奸干部，设立了“新民学院”、“高等警官学院”、“中国大学”、伪“北*大学”、伪“国立南京大学”等；为了倡议复古倒退甚至设立了“古学院”，为了破坏民族团结设立了“蒙古学院”和“兴亚殿”等；为了提倡职业教育，让青年变成只懂低级技术而不懂政治的奴才，于是在各大城市设立了“打字学院”、“职业指导学院”；为了提倡日文教育，毁灭我们的语文，于是在各地都设立了日语学校，为了重视儿童教育，使儿童从小就解除奴化思想，这一切都是驯养奴才的机关。
在驯养奴才的学校里，教授着奴化的课程，小学的公民党义则被改为修身、国民道德（奴隶道德），国语被改为日语，劳作被改为手工。
对于女生课程，则以家事、缝纫、手艺为主，大学课程则由东洋政治学、官吏学等，并且规定日语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不合格者则不得升级。
过去的所有教科书一概不准用，新的教材是由伪文教部、宣抚班等制定的。小学用的防共读本，中学用的“新民凡共手册”内容是宣传反共灭党，颂扬“皇军德政”，曲解中国史地，提倡复古倒退，赞扬封建道德，为了尊孔读经，伪北平临时政府、教育部还有过这样的训令：初小读孝经，高小读孟子，初中读诗经，高中读礼记。
不仅如此，日军对教员的监视也相当严格，每个学校都有日籍教员，他除去分配教务，还负责稽查教员的思想和行动。
华籍教员在这些学校里，要具结取保，要集中训练还要加入伪新民会，每到寒暑假还要受检定，如有发现反日嫌疑，一律格杀勿论。
一般的奴化训导方式是这样的，举行遥拜式（伪满）、“剿共灭党运动周”（华北）、孔子纪念周（华中）等来进行精神训练。
举行时事讨论会，“新民主义”月考等来考核学生思想，安排懂得中国语文的日籍或朝鲜学生或汉奸混在学生中，经常做特务工作，课外任何团体活动的自由当然是一点不会有的。而这种傀儡式的集会典礼游行，却非参加不可。
敌人特别注意儿童的训导，时常举行“中日满儿童联欢会”，奖励亲日儿童，组织“凡共儿童团”还经常派人到小学校去，发给学生糖果，找学生谈话，试图奴化小孩子，使他们成为未来真正亲日的主人。
敌人为了加强对青年的训导，在华北各地。把童子军改为少年团，并强迫12至17岁者参加，把集中军训改为青年团训练，强迫18至25岁就参加，强迫他们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新生活”凡共、敬神、尊祖、祭孔等等。
敌人为了把奴化教育进行得更彻底，进一步实行留学政策，除去从小学教员赴日受训外，还特别着重选派12至15岁的健壮儿童，到日本留学作为将来负担中日彻底协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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