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这个意见，一定要防微杜渐，如今正处于战乱之中，国家力有所不逮，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到时候奸人群起，再来治理，那就难了。可是，我这个父母官当得，既无财力也无人力，偏安于一隅，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只寄希望于匪类知足，适可而止，方不致于激起民愤。否则，民愤既大，自发组织防备，众怒难犯，可别酿成什么大事。”
领导走了，他最后的话，很值得玩味，它是在警告我吗？或是自我告白？
看领导已经没有了影儿，曹延正很严肃地问：“你的钱是这样来的吗？”
“这些都是大户，靠剥削人积累起来的财富，他们不愁吃不愁穿，这点损失，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你还是安心养病，不用为这事*心，这些事让我来解决就行。这事情是我造成的，与你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来解决，理所当然。劫富济贫，也算是一种革命吧！”
“虽然他们的财富来得并不正当，而且需要通过革命夺回来归还给百姓，但是，以这样的卑劣手段，不是革命，而是当贼，是对革命的纯洁性玷污。革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绝不能不择手段，革命是需要心理上的认同，再付诸行动，绝不是仅仅以财富的转移为目标。”
从曹延正的嘴里蹦出了“不择手段”这个词，它对我的刺激很大，想想自己所遇到过的事情，有几个人，特别是那些精英们有择过手段呢？对自己采取的策略除了效果上的考虑，有谁从道德的层面对它们进行过审视。结果就是结果，过程毫无意义，因为结果摆在那里，过程可能用各种方式进行美化、雾化，直至得到升华。不过，听到曹延正说出这个词，我倒是觉得他是迂得多么的可爱，记得曾经也有人给我下过结论，说我虽然是个武夫，但却比读书人更加的迂腐，现在看来，他的话是完全错误的，读书人迂腐起来，那可是能惊天地泣鬼神的，不信，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钱还是钱，它的本质属性就是这样，不管用什么方式得来，他本身就代表着价值，与人的情感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能说出这么专业的话来，曹延正有些吃惊，他虽然留过洋，接受过西方的思想，但是，据我所知，把我观察，他并没有学到什么理论，只是接受了一些感性认知，我还真有些怀疑，他是否真的到过外国学校学习，或者真正阅读过外国书籍，甚至我都没有听说过他有能说某国外语言的能力。因而，如果要对他下结论，虽然他自称留过洋，但我依然觉得他只能算一个传统的读书人。
他想了好一阵才回应我的话：“钱没有阶级性，但是，得来的方式与掌握的人却能决定它的阶级性。像以这种方式得来的钱，我绝不能用，不然，就会让人对革命的目的产生怀疑。就算只谈做人而不谈革命，我一样不能用这样的钱，因为它是对人格的一种否定。”
虽然我们都没有直接点明，但曹延正已经向我表明了自己的坚决态度。
“本年，我想今天就回曹家湾去，也许，我可以得到我爸的支持，但看来，现在是不行了，只能改到明天再说。跃然我知道我与父亲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他很保守，但我觉得他还有着良知，信誉，是我家传的信念，他绝不会对此事袖手旁观。所以，此事不用你*心，我解决好。我也相信你不是那种人，只是因为我的原因，我很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事，但这事我不能接受。”
“钱都已经变了主人，不可能再还回去吧？”
“这些钱，都带着百姓的血汗，还回去也没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确实能帮到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曹延正的态度有所缓各，但是，对于这笔钱到底该怎么办，他还是不愿给予我建议。不过，我也希望，他如果回到曹家湾去，曹仁江对此表现出无能为力的话，也许，他能改变，因为既是不义之财，又成了无主之财。如果用上它，可能会对德行上有些亏损，但是，却能保住曹家的信誉，至少能让他心理上得到抚慰。如果这事发生在六七十年以后，我想，他大概就不会这样坚持了，钱始终还是钱，不管它是用哪种方式得来，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将其牢牢地掌握。
中午过后，领导回来，他告诉我们，他带着全县所有的警察到三家进行了现场勘察，虽然花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却一无所获，看得出来，作案人员力量之大，动作之敏捷，世所罕见。而且，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作案人身份的痕迹，那两名被打晕的人连作案人的身影都没有见到过。
“实话告诉你们，以我们县的能力，要能把这案破了，那是比登天还难，就算找到了这个人，要想抓捕到他，只怕人没抓到，损失倒会不小。儿为一县的父母官，我真是无能为力。当然，这话我只是告诉你们二位，千万不能外泄，免得影响士气。”
晚上，曹延正向领导辞行，说本来今天就要走，但看到领导正为窃贼之事奔忙，就没有提出来。曹延正还告诉领导此行的目的，是想回曹家湾去，看能不能得到父亲的支持，就算变卖田产，也要把丢的这笔钱给补上。领导倒是让他不必如此着急，等案子查得有些眉目了再这样做也来得及。这事由匪人所为，如果全由我们承担，那有失公允，那以后谁还敢来组织这样的公益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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