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在努力争取，只由我一个人回到弹子石去，但曹延正却死活不干，因为他觉得，有些信息，是绝不能让组织外的人知晓的，我实在是拗不过他。
看看太阳已经落下大梁子，我们出了门，我们没敢坐轮渡直接到弹子石，而是打算先到弹子石上游两里远的野苗溪，再沿河走到王家沱的棚户区。
看看就要进入棚户区，我找了一家信得过的人，让曹延正等在那里，然后由我去找那几个人，看他们还在不在，或者打探他们的去向，如果他们在，我就把他们叫到这里，由曹延正为他们介绍如何找到上级，再与华蓥山的游击队联系。
我摸进了棚户区，找到几个觉得能够信任的人，他们虽然惊异于我这个哑巴能开口说话，但也没有对我产生怀疑，有人告诉我，他们三个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警报台附近。我回到自己的棚户，把床下剩下的所有大洋都带在了身上，我相信以后肯定用得上。
警报台离这里有两里多路，虽然并不太远，但是，在此情形下，穿过人烟密集的地方，安全会很不保障，但曹延正依然不听我的劝阻，偏要亲自己到那里去，因为他认为，如果把他们找来，那么，危险就被推给了那些同志。
警报台处于裕华纱厂后面的高坡上，背靠东三坪，面临东江，虽然只有不到十五米高，但因为四面都没有遮挡，所以视野很好。抗战胜利的当天，警报台就被撤消了，政府人员撤走，只留下一个工人留守，而这个工人，就是当年搬运工中因为受伤致残而被裕华纱厂收留的人。我们果然在警报台找到那三个人，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而且又怕曹延正回来找他们，因而并不敢离得太远。
曹延正向他们作了交代，这三个人立即收拾好东西，和我们一道，坐小木船到了江北，然后再顺着嘉陵江北上。
到北碚，曹延正和我与那三人道别，他们要直接进入华蓥山，而曹延正和我要回一趟曹家湾，因为曹延正觉得有必要回家看看曹仁江，争取得到他的支持，另外，他也得回去看看那几个当年的农协成员，他希望能把他们也组织起来，趁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动手的时候。他觉得，从这几天的形势看来，敌人对于任何对手和潜在的对手都绝不会留情，肯定会进行血腥的清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做好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我把钱分了一些给那三个人，现在，曹延正才真正知道了这笔钱的来历，但是，他已经无力再反对我的这种做法，只能保持沉默，能把革命对象的钱用到革命本身，那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我们回到曹家湾，找到了那几个曾经的农协成员。当年，他们被逼出走，虽然也上了华蓥山，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队伍，后来，抗战暴发，再没人追究那件事，他们便偷偷溜回来，一看没人过问，便又开始做自己的农民了。除了曹延正回乡募捐找过他们，一直都没有人与他们进行联系，他们不知到自己要干些什么，只能专心地做自己的农民，虽然也偶尔开个会什么的，讨论一下大家的生产与生活情况，但是，那样的讨论大多成为业务探讨，没什么组织意义。
现在，曹延正成了组织里的人，自然令他们肃然起敬，对于他的话，非常愿意听，但是，当曹延正说到要上山时，他们却犹豫不决了，因为作为农民，生产顺利，生活安定，他们就不想有任何的折腾。曹延正也有些无奈，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说服他们，于是便准备在曹家湾多呆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发动这些人。
我回到我曾经的家去看了看，仁富与嫂子还是那个样子，两个孩子已经大了，成了家里的劳动力。
为了保护曹延正，我还是跟他住在一起。曹仁江已经老了很多，头发胡子都已经花白，与我这个未来的七十多的人相比，他的年龄要小好些，但是老态龙钟的样子却是我无法想象的。
曹仁江已经觉得自己老了，他想到了交班，他要把所有产生的经营交给曹延正，看他能不能把祖宗的产业发扬光大，把曾经丢掉的产业再找回来。曹延正不但不接受曹仁江的意见，反而要他把土地分给佃农们，要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曹仁江一听，立即气得吐了血，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能站立起来，在曹延正上山的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几个侄子瓜分了所有的财产，但在山城解放时，全都被划为了地主成份，自己与后人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曹延正非常愧疚，久久的坐在父亲的床边不愿离去，后来，他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也同样表达了自己对于父亲深深的愧意。虽然绅粮们已经没有几年好日子，有的甚至已经是日朝暮途穷，但是，由自己亲自将父亲送达了一天天耗着的日子，应该算是他的错，也许，他用一些更加温柔的话语，就算父亲不能认可，但也不致于对他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从我的理解来看，任何的社会变改，最先受害与永远受害的，都是某个阶层里的善良者，造反的善良因为容易轻信于是，所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盼望着通过改天换地来挤进上层的人所谓的事业之中，充当炮灰再所难免，而居于旧的上层的善良者同样处在尴尬的地位，保卫旧秩序的人要欺压他们，新兴的阶层更要拿他们开刀，因而，当一个新的秩序建立后，善良者就都差不多绝了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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