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政东既然敢在大会上宣布高速公路计划,那么资金的落实也就基本上已经有了眉目,当然至于怎么落实,这还是相当保密的,省里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毕竟谁也不想这个时候有人横插一腿进来。
陆政东再一次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不是他主动回京而是被召回来的——国*务院的领导要听取社保基金以及他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的汇报。
陆政东正和社保基金的理事长陈怀义交谈着,全国社保基金是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战略储备,主要用于弥补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要和其他社会保障需要。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受国务院委托,管理运营全国社保基金。按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
审计署公布的审计公告,社保基金自营指数化投资的标的指数范围较窄,近年投资收益欠佳,也引起了社保基金理事会的重视,这也是双方能够坐到一起的最主要原因。
陈怀义是老资格的原财政部长,深度参与过分税制的改革,和工商税制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应当说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两项。
九三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中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标志着困扰理论界很久的关于姓社姓资讨论的正式结束。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掀起了国内风云激荡的经济改革大潮。这一年,国家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成功地扼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但此时的中央财政却十分窘迫,有人干脆将其称为“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这么说并非耸人听闻,回过头看,九三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只有约一千亿元。没有经济做基础,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权威。贫困的中央财政是十分危险的,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那就是--进行工商税制的改革并实行分税制。
在此之前,作为财税改革小组的重要成员,陈怀义全程参与了对财税体制改革的设计,作为在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的第一线。
取消产品税、合并国内企业所得税、立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以消费税补充增值税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产品税和实行增值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完全改变了中国工商税制的面貌,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从制度上制止了地方政府的减免税行为。
改革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情况非常复杂,高层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给地方做工作,有时地方的领导仍然存有疑虑。中央就点名“让陈怀义去解释”。陈怀义凭着娴熟的业务知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终于说服地方党政领导接受了中*央的方案。
不过被提名为财长人选,有境外媒体预测这个曾经干过得罪过很多“地方大佬”的估计会得到历史最低票,出色的政绩使陈怀义赢得了中*央领导的欣赏和很多人的信赖,这才是境外媒体预测出错的原因。
在财长任上。由于其在财政政策上的准确把握,对引领全国经济发展迅速走出瓶颈状态,有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陈怀义在财长任上这五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逐年上升,由其出任部长时的九千多亿达到了他离任时的两万多亿。曾有人曾评价“这届财政是最辉煌的一届”。
而且陈怀义出生平民,对生活的要求也真的不高。很多人在办公室见到的他,一改电视上西装革履的形象,普通的蓝衬衫,更普通的深蓝色夹克,形象一点儿都不光鲜。
当年已经当了副部长的他家中还没有电话,并且还和别人合用着厨房和卫生间。有一次。分管经济的副总理的秘书晚上有急事找他,查了半天居然查不到他的电话号码,打到值班室才知道他家里根本没有电话,这之后才在宿舍传达室紧急装上。
简朴勤廉,善学习好思考。所以在财政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又来管理社保基金,实际上是退而不退,这也充分的表明新任的一届国*务院领导对其依然很看重,由他提出来,通过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陆政东之所以先找上社保基金而不是保险业,主要还是因为和陈怀义有些渊源。
陆政东能够到安新市长的位置上得益于前任总理的力荐,陈怀义能够到财长的位置上同样得益于此,不过这样的一层关系毕竟不能代表什么,但至少有一个坐下来谈一谈的基础,至于能够谈得拢还是都能让双方受益。
两人正说着话,边上有人轻声提醒总*理来了,陆政东等人忙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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