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骁飞点点头,站起来说:“梁总长说得有道理,报恩和明分这两点,日本社会就比中国要做得好。这两个传统中国人决不能丢。”
当初梁启超等人出国考察宪政,容闳是大力支持的,没想到梁启超出了一趟国,转了大半圈地球,回来讲的还是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复兴目标,对于他珍视的个人自由和美式民主并不感冒,气得他胡子都快翘起来了,没好气地问梁启超他们,“诸君环游世界,就没有一点真正的收获?特别是考察美利坚,就没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梁启超回答说:“容议长待我慢慢讲,这次考察还是有很多收获的,特别是反**的制度建设方面。比如泰西各国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英国的大卫.休谟曾提出一个闻名泰西的‘无赖原则’,也就是‘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都是无赖。为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保证宪政的正常运行,便从恶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制度,反而能创造出优良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中国古代都习惯于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政治制度,结果却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是这种一塌糊涂的创建者和受害者,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的阐释,建立在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种反人性的政治观,导致中国的吏治,几千年来都很**。”
盛宣怀一听梁启超说“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气得身子瑟瑟发抖,站起来说:“梁总长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想成贪官污吏?这不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吗?”
宋骁飞站起身说:“盛总理想多了。梁总长的意思我明白,是基于人性恶论,‘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人性恶论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点,防范人的弱点,建立防止人的性恶发挥作用的制度。历史现实和理论一再证明,以这种人性恶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所谓好人政府,虽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纯洁,但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极其**和堕落的。所以面对人性的本质,我们宁愿承认其恶的一面然后再防范它,而不是掩耳盗铃地躲避它,否认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时,我们宁愿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这将是我们政府以后改革的总体原则,是我们根治**的灵丹妙药!靠道德,是绝对管不住官员**堕落的。我们把官员想象成坏人,用制度让他们不能贪,贪不了,这是在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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