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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德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871年统一后,不到二十年时间,成为欧洲工业强国。而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十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重点发展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中华共和国在宋骁飞的领导下,继承洋务运动三十年工业基础上,经过成功的货币改革,借鉴德国和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重点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民间资本投资重工业和轻工业,加上对外殖民扩张得到日本等国的战争赔款,以及菲律宾、印尼、九州等殖民地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到1905年,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工业化,但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军力也在世界上屈指可数,除了潜艇、坦克、飞机这些秘密武器,常规陆军发展到一百万人,海军达到五万人。
但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社会的重大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中国面临的第一个社会重大问题,就是官员**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致使官本位的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加之中国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所以尽管已经建立了共和国,巡抚变成了民政长、省主席等,因为复兴党一党长期执政,缺乏民主监督,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各级官员的贪污**还是成了社会的毒瘤。这一点宋骁飞倒是不担心,在中国廉政公署成立之后,已经开始准备,重点开展打击**行动。
第二大问题就是高房价。盛宣怀的政府为了快速推动城市化,城市的无主土地基本被收归了国有,地产商恶意炒高房价,许多地方政府喜欢用推高地价的手段来增加政府收入,因为房价的飞速上涨,全面推高了物价的飞升。这直接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买不起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高房价,动则上万银元,一般国家公务员都买不起了。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第三大问题就是环境问题,有些官员盲目发展经济,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工业污染导致江河的水发臭,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内蒙古高原的草原部分退化和沙化。
第四个是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问题。开放报禁之后,中国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天人合一。家国一体,讲道论理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儒家的“三纲五常”被批判,加上现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术培训,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艺术的传承链条断裂了。这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中国古代讲究“耕读传家”,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传”,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工日益增大,旧的秩序在崩塌,西方传教士在农村活动频繁。
这些问题前三个都是政府的问题。宋骁飞觉得只要下定决心,以壮士断腕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倒可以解决,但是第四个问题,让宋骁飞有一些头疼,因为思想的争论。不能通过政府的强制力解决。在宋骁飞的理念里,政府是绝对不能控制人民思想的,因为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国家,不管教义是什么,都是残酷的暴政。即便是基督教那么宣扬爱和宽容的政教。在中世纪,欧洲也是一片黑暗。
对传统文化开炮最狠的人,是鲁迅。鲁迅和宋骁飞对话后,就出名了,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因为年轻气盛的鲁迅浑身充盈着民主、激进、“比学赶帮超 ”的思想,蔡元培推荐他进入当时的教育部任职,鲁迅的职务是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是宋骁飞大总统破例钦定的。
宋骁飞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人问当时的领导人,假如鲁迅还活着,会是个什么样子?当时的主席“想了想”,然后才说,假设鲁迅还活着,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识大体不说话,另一种选择是在监狱渡过。现场的人听了,都吓了一跳,再也没有人敢往下问。宋骁飞觉得既然可以开放报禁,不妨让鲁迅这样的人好好说话,也许对民众有好处。
没想到鲁迅的第一炮,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开了重重的一炮。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后,对教育部新编的“历史教科书”不满,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呐喊》,其中有很多偏激的话: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 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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