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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枢听说宋骁飞要去见刘铭传,说:“大总统何必亲自前往,派人去请他来总统府不就行了。”
宋骁飞说:“不了,最近他身体状况不佳,在贤良古寺休养,我还是亲自前往。”
阮忠枢又说:“那多带一些侍卫前去吧,就带两个侍卫,太不安全。”
宋骁飞说:“有大刀王五在,你放心。而且贤良寺离总统府本来就不远,没事的。”
阮忠枢不再说话,马上出去准备了。
过了片刻,宋骁飞便坐上去贤良寺的马车,马车驶入长安大街,宋骁飞掀开玻璃窗上的帘子,望着街道两旁的商店还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感觉和几年前大不一样了,丝绸店,勾栏酒肆,西洋行,一应俱全,街道也比以前宽阔了不少,基本上没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过了校尉胡同,到了贤良寺的山门口,寺庙的住持一贤大师赶忙出来迎接,拱手行礼道:“不知大总统大驾光临,老衲有失远迎,尚望恕罪。”
宋骁飞说:“大师言重了。我只是微服来此见一个老朋友,并没有什么公干。不必多礼。”
主持一贤赶紧伸手肃客:“善哉,善哉!敝寺还是蓬荜生辉。大总统里面请。”
在西厢的客房,刘铭传听说宋骁飞来了,已经穿好衣服,挣扎着坐了起来。宋骁飞给刘铭传带了他最喜欢吃的杏黄桃,说:“大哥不必拘礼,今日前来,也就是叙叙旧。”
刘铭传知道宋骁飞肯定知晓李经方也来看过他,怕是对他起了疑心,咳嗽了两声,说:“叙旧好。前些日子,伯行侄子也经常来看我。我说我是真的老了。不想再管政事。正好大总统今日前来,请允许我解甲归田吧。你知道,我很久没回刘老圩了,很是想念。”
刘铭传的话外之音。明显是说他没有和李经方谈论什么政事,宋骁飞自然明白,他一笑,说:“提起刘老圩,我倒也想去看看了。刘大哥可还记得,当年我奉恩师李中堂之命,去刘老圩请你出山,我们一起远征朝鲜,把小日本打得满地找牙。”
刘铭传说:“是呀,一晃三十年过去。人生真是苦短。匆匆而过。不过今日贤弟揽天下之兵,肩天下之重任,不可妄自屈尊。如果要干什么,就大胆去干,为兄自当全力支持。”
宋骁飞听了这话。知道刘铭传还是真心诚意支持自己再任大总统的,内心深感欣慰。那天,宋骁飞和刘铭传聊了将近几个时辰,两人喝酒言欢,到了傍晚时分,宋骁飞才回到总统府。
宋骁飞前脚刚踏进办公室,阮忠枢就进来问他和刘铭传见面的情况。宋骁飞说,“刘大哥深名大义,我看李经方那只苍蝇,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阮忠枢说:“那就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说完,阮忠枢递给宋骁飞一份文件,上面竟然是鲁迅原来发表的三篇文章。即是《呐喊》,文章里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有《谈“西学东渐”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逻辑。这本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时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里面还提到,“我们很多老学究,抱着传统文化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不放,否定普世价值和文化。按照他们的逻辑,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人,一种是中国人,迂腐可笑。人类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没有泯灭。人性决定了一些道德底线。这些底线,比如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同类的悲悯之心,对诚实善良的信仰……因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第三篇就是《为金钱正名》:人人道德上谴责金钱,在行为上又不得不追求它。这是为什么呢?根源还在于我们的传统思维。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激烈冲突,主要表现在两者对“逐利”的态度不一样。传统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为是受正统鄙视的。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无法发展壮大的原因。到了共和国,也还有无知的人提出“节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只愿发展“国家资本”。
宋骁飞对阮忠枢说:“这几篇文章是老文章了,观点不错,我已经看过了。怎么这时你还拿来给我看。”
阮忠枢说:“最近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三篇文章发给国会议员们传阅。还说鲁迅把教育部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
宋骁飞说:“鲁迅在教育部升官,是我钦点的。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是针对我的吗?”
阮忠枢说:“主要还是现在中西文化碰撞,大家的思想有点乱。”
宋骁飞想了想,对阮忠枢说,“既然如此,你帮我准备一下。在今年政治.协商会议之前,我到国会做一场演讲,统一一下大会的指导思想。一个执政党,总是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演讲稿我亲自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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