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造势，李默涵很快公布了第二批国家公敌名单，但凡参与了之前独立，自己上台之后又没有取消独立的各路督军全部榜上有名。还是老规矩，这些国家公敌的财产谁抢到就是谁的，谁杀了他们或者抓了他们就可以取而代之，总之对付国家公敌什么手段都可以。
这招十分诛心，使得各路督军们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感觉自己的手下随时会背叛自己。督军自己疑神疑鬼，他的手下们自然也人心惶惶，各个提心吊胆，唯恐动辄得咎。所以，叛军长江的北洋派军阀们始终对出兵北上有顾虑，生怕自己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人夺了自己的位置。
不过，终究还是有人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人就是赵倜的手下宝德全。宝德全字子瑞，热河朝阳人，蒙古族，是清末叱咤一时的蒙疆马匪，1903年后，被赵倜收抚后，任毅军统领赵倜部属下军官。
而这个宝德全正是被军情处收买的代号为一号的目标，李默涵提兵北上之后，段祺瑞就命赵倜进攻商丘，那里是李默涵的老窝，有李默涵的工厂和仓库。
赵倜紧挨着商丘，自然知道商丘的富庶，赵倜找来自己的几个心腹宝德全，丁香玲、万有田商议进攻商丘。
宝德全部的驻地距离商丘最近，赵倜就对宝德全说：“子瑞，本来剿灭白朗那年，我就是要保举你做豫东镇守使的，但是李默涵横插了一杠子。现在机会来了，商丘可是个富裕的地方，我打算让你打头阵，打下商丘，豫东镇守使一职非你莫属。”
宝德全大喜，连忙拜谢，说一定肝脑涂地，不忘大帅提携的恩典。散会之后，宝德全来到开封杨柳街后的一棵歪脖子树下塞了一个蜡丸，然后又把歪脖子树的一侧树枝折断。做完这一切，宝德全又在小巷子里东走西走饶了几圈，最后才出了开封，返回自己在开封的住所。
几个小时之后，一个穿着短衣的汉子来到歪脖子树下，他看了看被折断的纸条，然后从树下找出那枚蜡丸，他捏碎蜡丸，把里面纸条上的字看了看，之后将蜡丸和纸条都毁掉。这汉子也在附近的巷子里绕了好介个圈子，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才消失在夜色中。
当天夜里，一份经过十三级加密的密电报就从开封东郊的一所民宅里发到了北京军情处，十几分钟之后，这份电报经过解密又出现在了蒋方震办公桌上。蒋方震一目十行地看完了电报内容，立刻把电报折起来放进口袋，按响了桌子上的电铃。
“来人，备车，去总理府。”蒋方震披上外套就往外走。
正好这天李默涵吃过晚饭之后，就和梁启超、汤化龙在讨论未来政府架构的问题，李默涵认为各级厅、道都已撤销，官员在甄别后也有了去处，行政演变成省、府、县三级，相对于清廷时候，机构已大为简化，县的权力大了不少，不过府就比较尴尬，夹在中间不好办事。李默涵举得是干脆把府一级去掉，直接实行省管县。
在中国历史上，地方建制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建制的决定标准和机制历来有欠妥当。王朝的统治者只是从王权自身的稳定性出发，通过操纵行政区划来削弱地方权力。在今天看来，他们的理由当然是不足取的。
无独有偶，当今某些学者也认为增加省的数量可以弱化省的权力，防止省领导向中央“叫板”、挑战中央权威。这种理由同样不具备足够的正当性，因为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冲突应该从宪政分权的大视角来评判，而不应先验地站在维护中央权威的立场上主张削弱地方权力，更何况绝大多数农业人口集中的大省并不拥有挑战中央的资源优势。衡量省级建制的正当标准不是最高层的统治便利，而是省级治理效率和区域公平。
从美国等国的经验来看，中央以下的省级单位数量可以控制在50-60个之间，省以下的县级单位应该控制在100个以内。如果中国将省级单位的数量扩大一倍，那么每个省内县的平均数量就只有50个左右，显然处于省政府有效管辖的能力范围之内。
李默涵说道：“我的设想是府一级撤销，但县下面要设立乡或镇一级。一般的自然形成农村设乡，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集市设镇。以往清廷，政令不通，下到县里就算到底了，再往下就是任由土豪劣绅胡来，就算京城制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到了乡里村里也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我们得扭转这个局面，先不用每个县都建立，挑几个试点，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好，当然无论是乡长还是镇长都应该是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的编制。这样一来，县由省直管，指挥起来应该更加如意。另外，县不仅在行政上属于省直管辖，而且还有专属管辖，县长下面应另设机构，分门别类地负责财政、民政、教育等事务，县长应当起统筹而不是包揽的作用，各分支机构除对县长负责外，还应该对省里各部负责，双重领导，既有利于传达贯彻又可以有效防止县长一手遮天。”
梁启超听了李默涵的说法，觉得有道理，便扭头看了看汤化龙，问道：“济武，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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